关于印发《黄冈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细则》的通知
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黄冈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细则》的通知
黄政办发〔2010〕4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龙感湖管理区、黄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黄冈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细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日
黄冈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提高文件制发质量，理顺公文运转流程，根据《湖北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鄂政发〔2001〕46号)、《黄冈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黄政发〔2007〕1号）、《黄冈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黄政发〔2009〕25号）和《黄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运转规则》（黄政办发〔2007〕94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是指市政府为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并以“黄政规”字序列文件形式发布，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与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反复适用的行政文件。
第二章 立 项
第三条 市政府办公室于每年10月底前书面通知各地各部门拟订下年度需要提请市政府制定、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立项申请。书面通知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代拟，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市政府办公室业务科室要加强对各自所联系部门立项申请工作的指导与督办。
第四条 各地各部门应于每年11月底前将立项申请报送市政府办公室，按公文运转程序审签后送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汇总研究。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应于每年12月底前拟定下年度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报经市政府批准后，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执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年度立项计划应明确文件名称、起草单位、完成时间等事项。
第五条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年度立项计划实施过程中，如遇市政府领导临时交办或者有关部门临时需要提请市政府调整立项计划的，起草单位应先向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提交专项申请。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收到专项申请之日起2天内提出审核意见，报经市政府决定后及时通知起草单位，并抄送市政府办公室相关业务科室。
第六条 承担起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单位要抓紧做好各项工作，如果当年不能完成起草任务需要列入下年度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的，以及已无制定、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必要需要提请市政府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立项项目的，起草单位应及时向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报请市政府决定后办理。
第三章 起 草
第七条 起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应成立起草工作专班，由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安排法律政策水平较高、调研协调能力较强、文字写作功底较好的人员具体执笔，必要时可以采取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集思广益。涉及法律政策方面问题的，起草专班可以提前与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交换意见。
第八条 在起草过程中应认真领会市政府行政管理的意图，准确把握所依据的上位法律和政策规定，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拟确立的管理措施进行深入调研论证，必要时可以对多种方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优先选择成本最小而效益最大的方案。
如果学习借鉴外地的作法，应以同样不具有立法权的地市级政府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参考依据。
第九条 对起草文件中需要引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事项的，应正确援引现行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以及上位政策的相关条文，不得违法创设行政权力。
对可能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与义务等事项的，应正确使用引导性或者鼓励性的条文表述，不得违法增设行政相对人义务。
对需要明确主管部门、协管单位行使行政管理权等事项的，应赋予具有法定职能或者委托后具有相应职能的行政机关行使，不得要求党委、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机关承担政府有关行政管理职责；确需政府及其部门以外的其他机关或者组织共同做好相关工作的，应使用商请支持与配合的文字表述。
第十条 在起草文件时应通盘考虑内容和结构的编排，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的有关规范，文件名称应适当、合体，内容应明确、具体，结构应分明、匀称，用语应准确、简洁，总体应协调、统一。以条款形式行文的，应体现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等诸要素之间以及章、节、条、款、项、目等诸层次之间的逻辑构成，参照立法技术规范行文。
文件涉及上位法律和政策较多、权利与义务较复杂的，可以制作条文对照表，将具体规定、理由依据、意见建议等内容作逐条对应，为起草、审查和审议工作打好基础。
第十一条 起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涉及市直其他部门职能或者县（市、区)政府职权的，起草单位应征求相关市直部门或者县（市、区）政府的意见。
有关单位接到征求意见函后应抓紧时间认真研究并提出书面意见，加盖公章后附相关依据及时反馈给起草单位。征求单位意见的时间一般为15天，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30天。
对有关单位反馈有不同意见、经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的，起草单位应在起草说明或者意见汇总材料中予以说明。
第十二条 对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起草单位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规定，通过门户网站、新闻媒体等方式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为30天，特殊情况下不得少于15天，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听证会。
对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起草单位应积极研究处理，并在起草说明或者意见汇总材料中说明处理情况。
第十三条 起草单位向市政府办公室报送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时应提交提请审查的报告、起草说明、上位依据、征求意见汇总等相关材料。提请审查的报告应以正式文件形式上报，由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并加盖公章。起草说明应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制定目的、上位依据、主要内容、各方意见以及需要提请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等情况作出说明。
第四章 审查与制发
第十四条 市政府办公室文书科在接收起草单位报送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时，应审核该文件送审稿是否已列入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年度立项计划，报送的相关材料是否齐全、合乎要求。对符合有关规定的予以签收登记，并按公文运转程序办理；凡不符合有关规定的，经请示分管领导同意后退回起草单位限期补正。
第十五条 市政府办公室业务科室在承办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时，应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审查文件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政策，管理措施是否切实可行，各方意见是否协调一致，文字表述是否妥当规范，并结合市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进行修改；必要时可以要求起草单位提供条文对照表。
对起草的基本程序不到位或者主要内容不成熟的，经请示分管领导同意后退回起草单位限期完善。对单位之间存在重大意见分歧以及有其他需要协调情形的，报请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分管领导组织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提出倾向性建议供市政府决策参考。
涉及法律政策方面问题需要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把关的，报经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分管领导批示后，及时将文件送审稿和相关材料转送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十六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在审查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时，对起草阶段未按规定程序办理、严重影响审查工作进行的，可以要求起草单位和有关部门限期补正；如果逾期仍不能补正的，可以按制定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形，提出暂缓制定的审查意见。
对需要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意见的，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可以要求起草单位提供送审稿电子文本，报经市政府办公室电子政务分管领导批准后，由市政府办公室机要科负责上网公示，并在公示期届满后及时告知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汇总研究。
第十七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在进行合法性审查过程中，可以向起草单位和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和交换意见，也可以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法律顾问和公众代表参加会审或者座谈，必要时可以报请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分管领导组织协调。
对涉及市直部门职能或者县（市、区）政府职权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起草阶段未征求意见或者征求意见不充分的，可以要求起草单位补充征求意见，也可以自行征求意见。 审查阶段向单位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得超过10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15天。有关单位和个人应按照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要求，积极做好协助配合工作，并对反馈意见和提供材料的客观公正性、合法有效性负责；如果逾期未提出书面意见的，视为没有意见或者默认。
第十八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审查应从法律政策的角度，按照合法兼顾合理的原则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主要审查是否符合上位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是否体现行政机关职权与责任的统一，是否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重大分歧意见是否正确处理，具体规定是否适当和可行，用语和结构是否符合规范等。
对有上位依据的，对比表述是否相符；无上位依据的，判断规定是否违法。对征求意见有较大分歧的，属于法律政策方面的问题，经审查采纳合法的意见；属于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经协调采纳一致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提出倾向性建议供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研究参考。
第十九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在合法性审查完成后，应向市政府办公室提交书面审查意见。市政府办公室业务科室应对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提出的审查意见进行复核，并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作进一步修改形成草案后，报请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分管领导决定是否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经确定列为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议题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起草单位应于会前对起草说明作进一步完善，经市政府办公室业务科室审核，并报请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分管领导同意后，将规范性文件草案及起草说明按要求的份数送交市政府总值班室，其中将10份起草说明及时转送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第二十条 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由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汇报，必要时可以由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分管领导汇报。有较大争议的、事先未协调好的以及没有具体解决方案的规范性文件草案，一般不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的市直部门和县（市、区）政府，由市政府总值班室商业务科室拟定，报经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相关领导同意后通知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列席会议的单位应事先做好准备。
第二十一条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办公室业务科室会同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根据审议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后，送交市政府办公室文书科进行综合把关，并按有关发文程序办理。
“黄政规”字文件印发后，市政府办公室文书科应及时将10份正式文件分发给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应于文件印发之日起15天内代拟文件备案报告，报经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签发后，连同文件正本、起草说明等相关材料一起报送省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市政府办公室机要科按有关电子政务的规定，及时将规范性文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发布。
第二十二条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继续修改完善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起草单位应进一步做好调研、论证、协调和起草工作，并按有关程序重新送审。
市政府常务会议两次审议未通过或者两年内未重新列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议题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原则上终止审议。
第五章 清理与监督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发布后，负责文件实施的机关应按年度对文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将书面评估意见于每年11月底前报送市政府办公室业务科室，涉及法律政策方面问题的抄送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评估工作可以由主管部门牵头、协管单位配合共同评估，也可以由主管部门和协管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别评估。评估时应紧密结合规范性文件的具体条文，主要评估文件实施过程中的绩效性、合法性、适当性和可行性，侧重于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的方案，为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市政府办公室和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可以分别或者联合对规范性文件实施情况进行适时评估，评估工作可以采取抽样检查、跟踪调查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应每隔2年组织一次全面清理，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市政府法制办公室配合、市直各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共同参与，按照“谁主管、谁承办”和“分别清理、集中审核”的原则办理。
新的上位法律和政策发布后，文件起草单位或者实施机关应适时对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项清理，也可以与文件评估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对上级机关、本级人大认为或者经投诉、举报存在问题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有权处理的政府及其部门应及时审查清理。
清理工作的程序和要求参照规范性文件起草、审查、制发和评估等有关规定办理，并视清理情况分别提出继续有效、宣布失效、决定废止或者予以修订的意见和建议，报请市政府决定后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协助市政府办公室做好指导、协调、监督与检查等工作，对有关单位违反相关规定、存在较大问题的，可以制作规范性文件监督意见书通知其限期改正；如果逾期不改正并经两次催告仍不改正的，可以提请市政府对其作出责令改正或者通报批评的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的规定属于一般规定，如遇发生公共突发事件、执行上级机关或者本级政府紧急命令和决定等紧急事项需要限时办理的，在保证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的基本程序不违反、主要内容不违法的前提下，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公文运转规则中有关急件急办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国的“法务会计”课题研究为什么会失败[1]
于朝
笔者用“法务会计研究失败”作为本文标题，一些学者可能会提出异议，毕竟我国从该名词见诸刊物至今的十年内已经发表了300多篇文章，还有近10本的书籍，总字数已经超过300万字。发表文章的总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司法会计学几十年发表文章的总和。这些“研究成果”还给一些学者、大学带来了许多功名和可观的利益，似乎已经取得了“学术”和财富的双丰收。还不仅如此，一些大学甚至已经开设的本科方向、硕士研究生班，还培养了几位博士。但是，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评价“法务会计”研究所取得的这些不菲成就，可能就会得出另一个结论——研究失败了。
一、中国“法务会计”取得“丰硕成果”的主、客观因素
第一，概念炒作。许多“法务会计”作品都采用了商业广告形式进行包装和宣扬“法务会计”。比如：“二十一世纪的会计——法务会计”、“财务舞弊的克星——法务会计”、“注册会计师是看门狗，法务会计师是警犬”、“司法会计仅限于大陆法系国家所用名词，法务会计则是全世界通用名词”、“法务会计=会计+法律”、“法务会计师=律师+会计师”等等。这种广告宣传的效果相当明显，起码让会计学界的一些人士感到了这一新“专业”的光明前景，甚至连法学界的个别学者也被忽悠起来了。
第二，名人效应。最先炒作这一概念的是三位分别来自法学界和会计学界的知名学者。由于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知道Forensic accounting的含义，因而在法学界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会计学界则不同了，由于会计学界的绝大部分学者都不清楚Forensic accounting的词义，加之高速膨胀的研究人才队伍和课题资源“枯竭”所形成的科研课题的“卖方市场”，再由名人推销，“法务会计”自然也就会成为被会计学界追捧的紧俏货。
第三，浮躁的学术环境。概念炒作、名人效应等招数本应是商界的一套经营策略，在追求真理的学术界应当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近十年来我国浮躁的学术环境，却使得这种商业运作模式能够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也促就了一些“垃圾课题”的繁荣。以“法务会计”为例，如此之多的“法务会计”研究成果，如果剔除从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抄袭来的内容，其也就只剩下“法务会计”的概念、概念比较、发展建议等空洞的内容。花了十年的时间，耗费了数百学人的精力，就取得了这点空洞的“理论”成果，你能说这个课题的研究没有失败吗？[2]
尽管一些学者“法务会计”论文的瑕疵颇多，但笔者丝毫不怀疑其中一些具备高学历以及高级职称的学者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如果从整个“法务会计”课题成果看，实际上绝大多数具有论证内容的“法务会计”作品（含文章和书籍）几乎都存在相同的瑕疵（这也许会让人有点不可思议）。换句话说，整个“法务会计”课题研究的失败或许是导致学者们发表的“法务会计”作品出现大量瑕疵的学术背景原因（学者们错选了课题）。那么，为什么“法务会计”研究会走向失败呢？笔者以为，除了受不良学术氛围的影响外，“法务会计”课题的自身虚伪性、引用国外瑕疵资料、研究方法不当等，是导致这一课题研究失败的主要学术原因。
二、“法务会计”课题的虚伪性表现
探讨“法务会计”课题的虚伪性问题，首先便涉及到“法务会计”名词的来源问题。中国90年代末以前没有这个名词，被“法务会计”研究者们推崇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没有这个名词，那么这个名词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如果是中国人创造的，那么是谁又为什么创造的呢？据笔者了解，截止到目前为止，除有司法会计学者撰写文章探讨过“法务会计”一词的来历外，还没有哪位“法务会计”研究者解释过这个名词的渊源。但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法务会计”研究者中肯定有学者知道为什么将Forensic accounting翻译为“法务会计”，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还没有公开罢了（笔者可提供参考的是：日文将Forensic accounting翻译为“ほぅむかぃけぃ法????”，而这个日文名词翻译成汉语则是“司法会计”）。把“法务会计”列为课题，连这个名词的来源都不清楚，你能说这个课题是实在的吗？
这里给读者一点提示：几乎所有的“法务会计”作品都不解释舞弊审计理论结构与“法务会计理论结构”的差异、舞弊审计活动与法务会计活动的差异。为什么？一解释恐怕就会露馅。这一点证明起来非常简单：中国目前已经发表的“法务会计”书籍，无非采用了两种理论模式，一种是抄袭美国舞弊审计学的理论体系及主要理论内容，二是抄袭中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体系及主要理论。抄袭形成的作品与所抄袭内容通常有两点差异：第一，抄袭美国舞弊审计学模式的，通常会使用Fraud Examination（舞弊审计）一词的近似汉语翻译方法（如“舞弊检查”、“欺诈检查”等），并将舞弊审计学中的最后一部分《专家证言》改称法务会计鉴定（或法务司法会计鉴定等），在最后这部分中除抄袭一点美国专家证人资料外，理论上基本上抄袭了中国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研究成果。第二，抄袭中国司法会计学理论体系的，则只是把司法会计一词改为“法务会计”，将司法会计检查理论的某些内容用舞弊审计学的理念加以修正。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如果将舞弊审计与“法务会计”进行理论系统比较，人们自然会发现“法务会计”原来就是舞弊审计。这种用舞弊审计学、司法会计学（的部分内容）拚接所形成的“法务会计”，你能说它不虚伪吗？
Forensic accounting一词本来就是指“司法会计”——这是一门已经存在多年并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的学科。学者们喜欢“创新”，将其改称“法务会计”本也无可厚非——因为在“法务会计”一词出现之间中国的司法会计一词就已经有了“法律会计”、“法会计”、“诉讼会计”、“司法审计”等等若干别称，再多一个“法务会计”也无所谓。但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法务会计”倡导者们并没有按照Forensic accounting原意去定义这一概念，而是通过偷梁换柱，把Forensic accounting定义为“非司法会计”概念，然后再用这个“修正”后的概念与司法会计概念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创立一门新的非司法会计的学科了。这种作为在学术界应当属什么性质的作为笔者就不去评价了，但会计学理论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常识：会计学本身对会计的定义是五花八门的，而会计学并没有因此而被分离为不同的学科。通过修正司法会计定义炮制而成的“法务会计”新学科，你能说它不虚伪吗？
“法务会计”命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先将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一词（Forensic accounting，可直译为法庭会计）翻译为“法务会计”，然后全盘抄袭这些国家的舞弊审计研究成果作为“法务会计”的内容。由于该命题本身具有虚伪性，因而任何论证该命题的人都无可避免地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
然而，“法务会计”课题本身的虚伪性却也诱导了不少学者在模糊不清的概念下进行相关理论研究，这种所谓的理论研究能取得真理性的学术成果吗？可以说，“法务会计”课题的虚伪性，是导致该课题研究最终走向失败的学术根源。
三、照抄国外带有瑕疵的“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形成以讹传讹
国内“法务会计”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都喜欢引用英美法系国家“Forensic accounting”的作品，且多数情况下都是直接作为研究成果予以引用或作为论证结论的根据，这是造成“法务会计”研究成果中出现谬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外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与国内司法会计作品有一点是相似的，即有些文章、书籍所表述的内容仅是作者的工作体会或做法，并非是学科理论研究成果。
我们先谈理论引用问题：由于理论研究的程度不同，国内外有些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者，或多或少的都会按照舞弊审计的思路研究司法会计的概念或工作内容，因而其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将舞弊审计与司法会计混为一谈的观点比比皆是[3]。产生这类观点原因主要是一些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者出自审计学或会计学专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学者受惯性思维或司法实践经验的某些影响，很容易在司法会计的概念、方法、程序方面出现理论瑕疵。英美法系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往往缺乏司法会计系统理论的指导。另外，即使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没有瑕疵，而“法务会计”研究者如果没有按照其理论原意理解的话，也会导致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现瑕疵。我们举个例子：国外的作品中往往将舞弊审计与司法会计并列介绍，这本身只是从舞弊审计师执业范围角度来介绍其可从事的两项主要工作。最近有“法务会计”研究者惊讶地发现，国外有关“调查会计和诉讼支持”的说法，与我国司法会计“二元论”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Forensic accounting和司法会计本来就是同一事物。但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也许会发现：“二元论”中的司法会计检查只是诉讼调查的组成部分，绝对不是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舞弊审计活动（调查会计）；司法会计鉴定也绝对不是舞弊审计专家证人的证言。也就是说，司法会计学不是舞弊审计学。但如果国外学者不加分析的把“二元论”当作舞弊审计学研究结果给引用了，同样也会导致其有关舞弊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的瑕疵。
再讲案例的引用问题，国外介绍舞弊审计案例比较注重的是技术方法的使用，有时也会把审计结果与法院的判决依据混为一谈，比如：英美法系国家的舞弊审计师的专家证言往往会超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范围（中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对超出的部分法官并不作为判决依据。但是，法官没有将审计报告超出鉴定意见的作为依据，并不是讲法官的最后判决与其没有采用的部分审计意见必定有差异。如果有差异，案件介绍则不会导致读者的误解，但如果没有差异，则读者可能就会误认为法官是依据了这部分没有被采纳的意见作出的判决。举个例子：舞弊审计报告认定某人贪污了多少公款，这部份报告内容显然已经超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范围，但报告中的其他相关证据可能会被法官引用，且法官最后判决也是确认某人贪污了多少公款，这样的案例读者如果不加分析或深究的话，就会误认为舞弊审计报告认定某人贪污多少公款的意见被法官采信了。
国外的很多“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会存在着瑕疵，而国内的“法务会计”研究者又常常不分伯仲的大量加以引用，在研究中不仅没有发现这些瑕疵，反而通过推导放大了瑕疵。本来这类“法务会计”瑕疵已经很严重了，国内的其他学者还要根据这些存在瑕疵的作品再进行发扬光大，推导出谬误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关于法务会计理论构成的，有知名学者将国外的司法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当作“法务会计”理论结构介绍给国内读者，而国内读者则将其发挥成“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理论体系”差异；二是有关“法务会计师”与司法会计师服务对象、立场等不同的结论，就是依据国外的舞弊审计案例，或者国外学者将舞弊审计实务当作Forensic accounting实务介绍的案例。总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是“法务会计”课题研究走向失败的研究手段原因。
四、无法选择正常的理论研究方法
眼下，无论是会计学界还是法学界，实证研究都是颇为时髦的话题。如果追查一下实证研究的时髦原因，人们便会发现实证研究实际上是规范研究达到一定水平后为求得理论能够继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需求。现代实证研究通常需要以规范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念、方法作为依据和“靶子”，当这类依据和“靶子”在会计学、法学中积累到一定量时，就需要提倡通过实证研究来找出规范性研究的不足，进而推进理论研究的发展。可惜的是，目前“法务会计”的实证研究所缺乏的正是规范性研究的成果。缺乏依据和“靶子”，使得“法务会计”实证研究步履维艰。
如果再深究一下“法务会计”的规范性研究能否提供这样的依据或“靶子”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舞弊审计与司法会计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社会活动，通过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学科——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而“法务会计”仅采用其模糊的定义作为规范性研究的起点，也就只能将两者进行“理论拼盘”，但两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拼盘”的结果只能是出现一只“麋鹿”。这也是几乎大多数“法务会计”作品都会存在着逻辑错误现象的根源所在。
“法务会计”研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如果采用实证研究，会缺乏必要的规范研究结果作为其依据或“靶子”；而如果进行规范研究，又无法取得独立的研究成果。那么，“法务会计”研究者只能另辟蹊径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研究方法之前，“法务会计”课题研究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五、“法务会计”课题研究何处去
中国的“法务会计”课题研究失败了，但并非说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一无是处。首先，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吸引一大批会计学者关注了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为中国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网络了人才，向笔者会大大促进中国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其次，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化了很大的精力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舞弊审计和司法会计的理论与实务的研究资料，可供我国学者在研究这两个学科时参考。笔者作为司法会计学研究者对这些学者的贡献表示赞赏和谢意[4]。
课题研究的失败，虽然给一些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造成了时间上、精力上的一些浪费，但学者们也应当积累了一些研究经验和教训以及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的知识。这部分学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兴趣，重新确认自己的研究目标。或者研究舞弊审计学，或者研究司法会计学，这两个学科在我国都有其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笔者建议，如果继续研究“舞弊审计学”的话，最好直接引用英文名词Fraud Examination，而不是Forensic accounting；而如果研究司法会计学的话，则完全可以继续使用英文名词Forensic accounting，这样就名正言顺了。
六、结束语
笔者愿意再次重申已经发表过的下列建议和批评“法务会计”的动因解释，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尊重我国已经约定俗成50多年的专用名词——“司法会计”。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涉及的类似事物大都被冠以了“司法”二字（如“司法鉴定”、“司法会计师”），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中也已使用“司法会计鉴定”一词。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司法会计改称“法务会计”，不仅操作起来有麻烦，也不便进行学术交流。
2．系统的探究一下我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其发展历程——尤其是较为成熟的 “二元” 司法会计理论体系，起码可以避免重复研究。会计学者们如果能在批判的继承已有司法会计理论研成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专长，投入到司法会计实务理论的研究之中，不仅会大有作为，而且还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科学性与合法性兼备的司法会计鉴定操作理论，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标准，也为司法会计专用技术标准的制定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3．在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历史上，由于缺乏基本理论的指导，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弯路，历史上形成的一些错误理念对司法实践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仍在延续，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笔者一直关注“法务会计”的发展，也就“法务会计”的词源、理论构成、对学术和实务的不良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过探究和批评，目的仅是为了整合我国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力量，防止研究者重复当年司法会计学研究所走的弯路。本文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5]，但在文字表述方面可能有些直白，还望学者们谅解。
文章注释：
[1]本文节选于《从两篇博士论文看中国“法务会计”课题研究失败的原因》，略有改动。文章来源：司法会计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2875
[2]好在“法务会计”目前尚主要是在学界进行炒作，除了造成学术上的一些混乱和对大学生、研究生们带来了更多的疑惑或不良影响外，还没有触及司法实践。如果把舞弊审计理念完全用于司法实践的话，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起码会导致违法的甚至虚假的司法鉴定意见的泛滥。限于本文篇幅，实践问题当另文探讨。
[3]如果“法务会计”研究者对中国现存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情况稍加关注，就会发现仍有很多司法会计学者也都在试图通过借用舞弊审计理论将司法会计活动独立起来，这样一来，司法会计师就可以独立的解决“法律问题”，进而提高司法会计师的社会地位，但这样做肯定是违反诉讼法理和法律的。
[4]笔者研究司法会计学20多年来，除了网络外，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和考察国外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真正对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的考察，还是借助于“法务会计”研究者给提供的资料，而且通过这些资料的研读还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中国Fraud Examination的理论研究成果较比英美法系国家领先了一步。
[5]为了表示对研究“法务会计”课题的学者们的尊重，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本文在引用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和做法时，均未注明相关“法务会计”文章或书籍的名称、作者姓名及作品出处，这样做可能不符合相关学术规则，也请学界体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