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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范围

北京市薪评律师事务所 叶星林


旧兼从轻原则是一个刑法适用原则，指除了对非犯罪化（除罪化）、弱化惩罚或有利于行为人的规定之外，刑法不得有溯及即往的效力。它是刑法罪行法定原则中从旧原则的发展。如美国1987年颁布的宪法第9条第3款规定“不得通过溯及即往的法律”，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著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犯罪行为前已制定，公布和合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 以及联合国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5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国家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犯罪者，不得椐以认为犯有刑事罪，所加之刑罚也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规定。如果在犯罪之后依法规定应处较轻的刑罚，犯罪者应予减刑。”这些规定的基本出发点是限制国家刑法权的滥用，保障人权。
从旧原则理论依据是两点，一是公民有从事法律未禁止的行为的自由。如果公民在实施法律未被禁止的行为之后，国家又制定法律把这些行为宣布成为应受刑罚的违法行为，并根据此对它惩罚，就意味着惩罚公民自由权的行使，惩罚无辜。从这点来说，用事后法进行惩罚是不公正的，非正义的，侵犯人权的。二是在涉及公法领域，公民相对于拥有的立法权、司法〈执法〉权的强大国家来说是弱势的一方，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国家立法和司法的肆意侵害，有必要对国家的权利进行限制，防止国家权利的滥用，以保障人权。
而从轻原则是在从旧原始基础上的发展，出发点是进一步的保护人权，正确的理解并实现法律工具的功能。首先，法律是国家对一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工具。任何一种评价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评判标准做出的，而社会关系总在不断的变化，评价也随之而变。法律评价也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其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改变，原来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后来认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原来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后来认为它的危害性不大了，反之矣然。在法律上表现就是国家对法律的修改，而这种修改正是对行为之社会危害性既定判断的确认。其次，法律体现为对依照其标准确定的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惩罚。惩罚的原则是惩罚与社会危害性的相适应。但这种适应以不加重行为人的责任为限制，即如果修改后的法律对一个行为时的法律认为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做出了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评价，并相应的取消对这种行为的惩罚或做出较轻的惩罚的规定时，应适用新的法律对这种行为重新进行评价并相应的调整惩罚。
从上可以看出从旧兼从轻原则强调的是对人权的保障，它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和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适用得以实现。我认为在国家运用惩戒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整个公法领域，从旧兼从轻原则都应得以适用，既包括刑法适用，也应包括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法适用。既包括利用刑法或行政法对一个行为进行评价并基此作出处理决定，也包括生效的处理决定的执行。笔者谈谈从旧兼从轻原则在刑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适用。
在刑法方面 从旧兼从轻原则已作为一条最基本的刑法适用原则在审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但对案件宣判后执行完毕前是否适用该原则存在争议（我国司法实践不予适用）。一种观点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只适用于案件的审理阶段，对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不适用，这样有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既定判决的权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适用于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如果新的法律认为依据判决时的法律认为犯罪的行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即非罪行为），就应当停止执行原判决确定的刑罚。如果新的法律对原罪行规定的处罚较轻，就应当按新的法律对原罪行进行重新评价（审理），调整惩罚程度和执行期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除了适用在刑事案件的审判阶段外，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也应予以适用。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既定判决的权威来排斥从旧兼从轻原则在生效判决后执行阶段的适用是不符合法理的。维护法律的严肃既包括维护旧法的严肃性，也包括维护新法的严肃性，而更主要的是维护现行法律的严肃性。如果为了维护旧法的严肃性而置新法对行为的评价于不顾，那么新法的严肃性又如何维护？对规定处罚较轻的新法适用的基础是什么？（对新法规定处罚较旧法更重时的适用排斥，并非体现对旧法严肃性的维护，而正好相反，体现的是对新法评价和处罚规定的尊重。）所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不应成为理由。同样，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也不应成为其理由。生效判决只是一种形式，而它所反应的实质是法律对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危害性大小的评价，以及依此评价对它进行的惩罚。行使惩罚的前提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法律认为一个行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那么对它的惩罚就失去了合法的基础，继续惩罚是不合理的，应当停止执行。通俗的说，是对一个现在认为合法的行为（行为时的法律认为该行为违法）给予法律惩处一样，本身是矛盾的，违背评价与惩罚相对应的原则的。另外，对生效判决在执行中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法律平等适用和公民对法律合理期待权的要求。首先，法律是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抽象和概括，要求一定的稳定性，而社会总在不断的发展，由此产生法律相对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在法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就需要进行修改，以适应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但从法律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到修改，从修改到生效总存在一个时间差。这里的期待权是指在该时间差中，公民有理由相信法律会进行修改，并按法律的修改进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活动的权利。例如禁止某种行为并对该行为进行惩罚的某法律于某年3月1日被修改，修改后取消了对该行为的禁止性评价，而修正案要到10月1日生效。那么在3月1日到10月10日对该行为是绝对禁止还是相对禁止，我认为在此期间应允许公民有期待权，他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从事该行为，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到9月30日，10月1后就不具有惩罚性了。否则，法律的评价和处罚就相违背了。其次，对生效判决在执行中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法律平等适用的要求。对一个行为进行惩罚的依据是生效和现行有效的法律，在新法对一个旧法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需要予以惩罚的行为作出无危害性不规定惩罚的评价时，对该种行为在新法生效前和生效后进行处理就会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如前例，张某和李某于3月份实施了违反旧法的同一行为，按旧法应处3年徒刑，而新法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如9月10日对张某作出生效判决，判有期徒刑3年，而10月4日对李某进行审理，按从旧兼从轻原则，不构成犯罪。如果说生效判决的执行阶段不适用，张某得服刑3年，李某无须受任何处罚，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
在行政法方面　在确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以及因此给予相应的惩处时，同样应受到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限制。对此在理论上的理由和该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理由是一致的，即对行为进行评价和惩处的法律修改了，就应当以修改后的法律对行为进行评价或惩处，除非这种评价或惩处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在立法上，也体现了对从旧兼从轻这一适用原则，《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在此“规范性文件”指的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而不应该是相对人行为时有效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领域该原则同样是适用的。那么，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一个已经作出但没有执行完毕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用问题，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和前面在刑法适用上的论述也是一样的，在此不予重复。
法律通过评价和惩处功能实现立法目的，在强调法律的保护功能时也要注重法律的保障功能。在国家与公法相对人之间，新法对一个行为作出非违法性评价或弱化惩罚的规定时，我们就应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新法对没有惩罚完毕的行为重新进行评价并按评价的结论作出相应的处理，以保障人权，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遏制刑讯逼供的程序构想——以侦查权的控制为视角

熊利民


　　刑讯逼供虽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笔者认为，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侦查权的滥用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缺失，无法与国家权力实现必要的抗衡，刑讯的发生不可避免。二是审前程序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必然发生侦查权滥用的情况。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由于缺少中立的司法机构的介入，难于及时有效地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三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设计粗略，导致侦查讯问的随意性及刑讯的多发性。四是缺少相应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在实践中仍被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这种司法结果必然会加剧刑讯逼供的蔓延。可见，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法律制度难以奏效。但笔者相信循着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及以结果规制过程的思路，对侦查权进行良性、有效的控制，建构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定会将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权利制约：被追诉方防御力量的强化
　　（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针对封建的有罪推定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它的基本涵义为：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证实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虽然吸收了该原则的精神，但这一保守的规定同时也印证了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的理念仍不能为多数司法工作者所接受，这也正是在侦查阶段刑讯逼供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无罪推定原则是建立在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基础上的，对于遏制刑讯逼供意义重大：1、从根本上保障了被追诉者的人权。作为一种理念，无罪推定原则应当深置于司法工作人员的心中，时刻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2、明确了举证责任，强化了证据观念。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可以被推翻，但应由控方负举证责任。要想推翻无罪的假定，控方必须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而不是逼取嫌疑人的供述。3、强调了法定程序的重要性，即通过法定程序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如在刑事诉讼中应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辩护权，并保证其享有依法公开审判的权利。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我国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这一特权实际上涵盖了三项权利：一是反对强迫供述的权利；二是沉默权及其被告知的权利；三是自愿供述的权利。三者有机组成了该项特权。
　　确立该特权的依据主要在于：1、哲学根据。人之所以为人是基于人的意志自由，正是意志自由使得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既使涉嫌犯罪，人的意志自由也不得随意被干涉。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他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供述以及供述的内容，有权反对来自诉讼中任何一方的任何形式的强迫。2、道德根据。即人没有违背自己的义务，即“让一个人充当自己的掘墓人是错误的”。 3、法律根据。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既包括言论内容的自由，也包括是否发表言论的自由。应当说，包括沉默权及自愿供述权在内的这一特权是符合宪法规定的。4、正当程序根据。该特权赋予被追诉方与追诉方相抗衡的能力，有助于维护控辩均衡，实现程序公正。
　　（三）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时的在场权
　　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有无在场权，两大法系的规定差异较大。英美法系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并给予较充分的程序保障。大陆法系出于查明案情的考虑，一些国家没有赋予律师在场权，如德国、法国、日本等。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但对于“在场权”这一最为关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这显然是顾及到目前侦查机关的办案能力和对律师介入的心理承受力。勿庸置疑，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的有效手段。与律师的其他权利相比较，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无可比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场权可由犯罪嫌疑人、律师主张，由侦查机关予以保障。律师对侦查人员讯问时发生的违法行为可当场提出意见，对不予改正的有权向司法机关进行控告。
　　二、权力制衡：侦查权的有效控制
　　（一）引进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程序法治原则，其核心理念是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作用，对国家强制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不受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在刑事诉讼中该原则要求，未经法院授权及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窃听等强制性侦查措施。
　　目前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大量出现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追其诉讼体制上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审前程序中只存在着追诉方单方权力的运用，只有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赤裸裸的追诉关系，缺乏一个超然的、中立的司法机构对追诉方的活动进行合法性审查，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缺乏切实保障，使得侦查权的运用失去了必要的司法控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为防止侦控方权力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在我国确有必要建立审前的司法审查制度，将中立的司法机构提前引入侦查程序，以司法权控制侦查权，实现对侦查活动的异质监督。一方面，对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批准及适用应由中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打破目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采取均由警检机关垄断的局面，防止侦控权的过度膨胀。同时，应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并通过专门的听证程序增大取保候审的比例，尽量减少无必要的羁押。羁押减少了，刑讯逼供就失去了赖以发生的环境。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不公正的羁押申请事后的司法救济。如对没有证据进行逮捕的或在羁押过程中遭受刑讯逼供的，均可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一经查实即应撤销先前不正当的羁押性强制措施。
　（二）确立侦查与羁押的实质分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自被拘留、逮捕后即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直至法院作出判决。尽管在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职能与羁押管理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但二者同属于公安机关领导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打击犯罪目标的一致性、共同利益的驱动性使得侦查与羁押内部制约关系名存实亡，出于收集证据、尽快攻破犯罪的需要，侦查人员通常长时间地将犯罪嫌疑人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刑讯逼供由此发生。
　　笔者建议将负责羁押管理的看守所从公安系统中分离出来，改由司法行政机构管辖，实现看守所的中立。这样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负责证据的收集、事实的查明，而看守所专司羁押管理，以中立、超然的立场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侦查权发挥有效的外部制约作用。为此应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明确看守所的中立地位，将保障被羁押人员的权利明确作为看守所的一项重要职能，并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三、程序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规范化
　　1.明确讯问的证据条件。关于侦查讯问开始的条件，特别是证据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无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只要已经立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即为合法，讯问的随意性较大，助长了“口供中心主义”。对此，笔者认为，讯问的证据条件应当是侦查人员有合理根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如被害人或者在现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或在其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等等。这一标准低于逮捕的证据条件，是侦查讯问的最低标准。
　　2.完善权利告知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的必经程序，为确保诉讼的公正性，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履行告知义务，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需要告知的权利主要包括：（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对沉默权也应明确告知。（2）自行辩护权。（3）获得律师帮助权。（4）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权。具体告知内容应制成“权利卡片”，以求统一、高效。
　　3.对讯问的时间、地点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禁止夜间讯问及其例外情况；规定在押嫌疑人一次讯问的最长时间，两次讯问间隔的最短时间及对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的特殊规定；讯问应在指定的羁押场所进行，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除外。同时，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后果予以规定。
　　4.充分运用录音、录像记录讯问过程。运用录音、录像资料记录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 这一举措在国外（如英国）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开始运用，以防止或及时发现刑讯逼供行为。为保证录音、录像的客观性，应将侦讯人员与视听资料的制作、管理隔离开来。为此可采用固定讯问地点，自动摄录的方法；条件不具备的，可由专人摄录、专人负责保管。
　　四、结果规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1984年联合国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
　　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这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笔者建议作如下规定：对于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所获取的非法证据，诸如通过刑讯、非法搜查、非法扣押及侵犯嫌疑人的辩护权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将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证据彻底排除，就会从结果回溯源头，阻断刑讯逼供这一恶流。与此相适应，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两项规定：
　　1.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人身检查的权利 （验伤权）。参照国外立法例，人身检查既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义务来规定，也可以作为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在发生刑讯逼供的情况下，由犯罪嫌疑人或其律师主张。这对于及时收集刑讯逼供的证据十分必要，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2.非法证据可采性问题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由被控方（侦控方）证明刑讯逼供行为不存在，如不能尽到举证责任，则认定刑讯逼供存在，非法取得的供述即被排除。这是因为：首先，被控方有举证的必要性。这是由其司法工作人员的性质决定的，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就取证的合法性发生争议时，侦控方有责任举证说明当时的情况。其次，被控方有举证的可能性。从距离证据的远近以及取证的便利程度来讲，侦控方举证要比控告方容易得多。特别是在前文提到的同步录像监控制度下，由侦控方举证要容易、快捷得多，符合公平、高效的要求。最后，从国外的立法例看，在法庭上当被告人提出供述违背其自愿性时，警察均负有说明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