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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二十五讲
行政许可与行政强制法律制度

应松年


一、行政许可法律制度

(一)行政许可法律制度概述

行政许可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是国家为维护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公民权利等而设立的具有多方面功能的法律制度，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重视和广泛适用。

1．行政许可制度的涵义与性质行政许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某种行为、确认某种权利、授予某种资格和能力的行为。

许可，对被授予者说，是赋予权利，如准予驾驶机动车，准予开办会计师事务所，因而有时被称为授益行为。但是对更多未被赋予权利者来说，则是一种禁止，是对行使某种权利的限制，所有未取得驾驶证者都不得开汽车；未被批准开办会计师事务所者，一律不得开办。因此，从性质上说，许可是对限制或禁止的解除。

在法治国家里，公民可以从事一切活动，除非法律有禁止。许可正是权利与禁止这两者的结合点。例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对机动车驾驶必须实行许可制度。开车是一件具有危险性的事情，因此一般人不得开车；但开车又是具有利益性的事情，因而又应该允许开车。为了利用其有利方面，防止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事情发生，国家就需要实行驾驶机动车的许可制度，一般人都禁止开车，但会驾驶汽车、懂得驾驶规则者可以被许可。很显然，对某一事项是否应该设立许可制度，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一方面，这一行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对需要者有利。如果绝对有害，所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就不可能建立许可制度；反之，只有好处，对社会和他人都无不利，完全可以由个人、组织自行决定的，也不可能建立许可制度。许可的这一普遍禁止的性质，使许多国家将此称为管制，日本则称为规制。有利有害，为能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这才需要设置许可制度。

2.许可的范围与种类

许可是对禁止的解除，这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为了维护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也有可能是由于数量的限制，或者对从事服务行业者要求有特殊的资格，等等。从实践看，许可的范围大致包括以下几类：第一，为了社会安全和公共利益，对于直接影响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的生产、经营、运输等需要实行许可；第二，对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或社会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实行许可；第三，对自然垄断的行业的准入，需要实行许可；第四，对为公民提供服务、直接影响公共利益，因而要求提供者必须是具备特殊信誉、条件、技能的个人、组织，由此而必须实行许可，等等。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需要取得许可时，就要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定条件和程序提出申请，经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审查，决定是否许可。

但是，上述这些领域是否必须由行政机关直接进行审批?实践证明并非如此。例如，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的就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对某些特殊行业从业者的资格、资质的控制，就可以授权中介组织、行业自律组织来承担。此外，许可是一种事先控制，但许多事情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事后监督来解决，而不必实施严格的许可制度。

对许可进行分类比较困难，因为条件、标准很难统一。按禁止的严格程度的不同，理论上许可大致可分为特许、一般许可、认可与核准、登记等种类。特许针对那些控制较严，只给少许符合条件者以许可的事项，如某些特别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公共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某些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的市场准入等。绝大部分许可属于一般许可，并无数量上的限制，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申请。认可和核准则更加宽松，行政机关的任务只是审查是否符合条件。登记是否可列入许可范围，理论上尚有争论。因为行政机关在这里的任务只是对符合条件者就予备案登记，作出公示，以备检查，对申请材料所反映的事实和权利义务关系的真实性不作实质性审查，由申请登记者自行负责。至于实践中行政机关如何掌握许可的条件，一般都由设置许可的法律规范明确规定。

3．许可的基本原则

归纳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经验或法律规定以及WTO的规则要求，许可制度大致包含如下几项基本原则：

(1)法定原则。由于许可制度直接关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因此，许可的设定、实施机关的权限和义务、获得许可的条件和程序等，都必须由法律规定。

(2)公开、透明原则。许可的设定过程，设定许可的法律文件，许可的条件、程序，都必须公开、透明。

(3)公正、公平原则。设定和实施许可，必须平等对待同等条件的个人和组织，不得歧视。

(4)便民、效率原则。许可在程序设置上必须体现方便申请人、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

(5)救济原则。包括在实施许可时，申请人有权陈述、申辩、依法请求听证、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等。

(6)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原则。诚实信用是民事行为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础，它要求对待别人的利益像对待自己的利益一样。这一原则也是政府行政活动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政府信守自己的诺言，要求行政活动具有真实性、稳定性和善良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或作出的行为应具有稳定性，不能变化无常，不能溯及既往。在诚信的基础上产生信赖保护原则，即公民基于对行政机关信赖所作的行为，应得到行政机关的保护，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授益行为”。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许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撤销或变更许可的，行政机关应负责补偿损失。例如公民投资某一项目，已得到批准，但后来行政机关出于某种公共利益的考虑，要撤销许可，就必须承担补偿责任。

(7)监督与责任原则。谁许可，谁监督，谁负责。许可要与行政机关的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行政机关不履行监督责任或监督不力，甚至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二)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现状、问题和行政许可立法

1.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现状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在很多必要的行政管理领域设置了许可制度，对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保障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许可设置过多过滥，程序繁琐，很多方面已经走向反面，成为阻碍经济发展、损害公民权利的扰民制度，有些还成为腐败的温床。从法律上看，目前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行政许可设置过多过滥。全国统计，行政许可事项在三千项左右，各省市统计，一般也是两千项以上，除法律、法规外，一些地方或部门在行政规范性文件中，随意设定各种许可制度，或在各种许可制度以外，另加年检、月检等等。

高考成绩的发布与服务行政

胡 芬


近来，有关各省高考成绩的声讯台收费发布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高考成绩的发布途径通常有邮递、声讯台发布、网上查询。声讯台发布最为方便、迅捷，但收费最贵，考生颇多怨言。有报道指出，在今年6月5日，在江苏省招办的主持下，江苏电信、联通和移动三家电信企业参与了高考分数发布权竞标会。江苏移动公司表示，如果中标，自己愿意将短信查分获取的直接收入全部交给省招办。江苏电信公司则开出120万元的高价，一举中标。江苏省招办表示，招标费用将全部用于弥补全省各市招办高考防非典费用缺口和高考阅卷工作，“绝不挪作它用”。此做法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争议。支持者认为，竞标是市场经济的手段，具有公开、公平、公正的优势。此举既解决了高考信息查询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改进了工作，又增加了招生工作的经费来源，一举两得。反对者认为，江苏省招办作为国家机关，只有履行职责、做好招生工作的义务，没有将全体考生共同形成的公共信息作为商品出卖、牟取利益的权利。中标的电信企业必然以自己的信息查询服务收入弥补竞标支出，因而招办的竞标收入实际还是来源于考生及其家庭，自己参与形成的信息，自己还要花钱才能获悉，于情于法都是不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说：“一个区域考生的高考分数实质是一种公共信息。公共信息虽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它属于公众；政府有公布的义务，决没有把它作为谋取利益的资源而任意处置的权力。从这个角度看，江苏省招办利用手中的公共信息资源谋取利益，是不正当的。”
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目的是为公众提供服务，不能利用行政机关的优势营利，其行政活动应当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对以招标竞争的方式出让高考成绩的声讯发布权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首先，我们所要明确的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否收取声讯发布高考成绩的费用、收费是否有违行政的目的？现代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的关系，国家行政也应该是服务行政，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行政活动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行为，是行政主体对公共利益的一种集合、维护和分配。那么，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尽可能的提供服务来满足考生的需求，为考生服务是其职责的要求。是否收费与行政的服务目的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免费的服务是由社会公众承担费用，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也就是全体公民交纳的税收、规费；收费的服务则是由服务对象自己承担费用的。公民是国家权力的实际享有者，也是社会公共负担的承担人。高考考生是公民中的一部分，组织考试以及邮递发布成绩所需的费用并不为社会公共所负担。毕竟，我国的义务教育还未普及到高中阶段，所以需要考生交纳高考所需费用，此费用并不包括以最快的方式——声讯发布成绩。考生有提前得到分数的需求，而提前公布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理应由查分者自己负担，不应为教育行政部门、即社会负担。当考生希望以最快的方式获得成绩时，应当支付此费用，但其支付的费用应当仅限于成本。因此，考生考试所需的费用应当由个人承担，不是由社会公众负担，教育行政部门收取考生考试费用是正当的，通过声讯发布成绩收取成本费也是正当的，这与行政的服务目的并无违背。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高考成绩信息是公共信息，抑或是属于隐私权范围的个人记录？对此，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如前提到的周汉华老师认为，高考分数实质是一种公共信息，虽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它属于公众；政府有公布的义务，决没有把它作为谋取利益的资源而任意处置的权力。有的学者认为，高考成绩信息不是公共信息，是个人的信息，除行政机关用于执行行政活动所必须的使用、如高考录取工作等外，在没有得到其本人同意以前，不能用于其它目的。本人认为，政府作为服务于民的机关当然不能营利。是否公共信息都不影响教育行政部门对声讯查询的收费，收取成本费用是正当的，因为不论是对公共信息的查询还是对自己的个人记录的查询，都是应当由查询者自己付费的。例如，根据美国的《情报自由法》，对公共信息资源的申请查阅，为了节约财政开支，政府也不负担行政机关对私人提供文件的费用，这项支出是由行政机关向申请文件的人征收的。这项费用包括：检索费、复制费和审查文件是否可以公开和应当删除的部分的服务费。这三种费用在适用上有所不同，但在计算和收取上遵守共同的原则：只能收取直接的费用，不能收取间接的费用。对个人记录，根据美国的《隐私权法》，个人要求得到自己的记录，也必须按照行政机关所规定的程序和交纳复制的费用。
其次，既然教育行政部门声讯发布成绩是应当收成本费的，那么以招标竞争的方式出让高考成绩的声讯发布权是否合法、合理？当教育行政部门自己没有声讯发布的能力，考生又有声讯发布成绩的需求时，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借助声讯台来为考生服务。而声讯台是营利型的企业，它所追求的是其个体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要作到声讯发布，可能有的方式包括：（一）由声讯台提供给考生免费查询。那必然应由教育行政部门支付给其发布费，然而发布成绩费用是由服务对象自己负担的，那么教育行政部门必然在收取的考务费增加这一部分。可并不是每一个考生都愿意为提前获得高考成绩而付费，毕竟，正常的邮递费用低，有的偏僻地方的考生难以打电话。何况晚一点知道成绩并不影响高考结果的。所以这一方式并不可取。（二）某声讯台从教育行政部门购买考分信息，给考生提供收费查询服务，有的是愿将所获直接收入（即除开成本）交给教育行政部门，如前所述的江苏移动公司。有的是通过招标竞争的方式以支付给教育行政部门最高价获得高考成绩的声讯发布权，如江苏电信公司开出的120万元的高价竞标费。此时，声讯台交给教育行政部门的直接收入或竞标费都是来源于查分的考生。行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利，如此一来却构成了实际的获利，即使所获的收入依然用于教育行政活动也是不合法的，因为这实际上是要求查分的考生在交纳了考务费用后，还要为其它的行政活动承担费用，那是将社会公共负担加在他们身上了。只要是加以负担的行政征收都是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因此，这一方式显然的不合法。
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教育行政部门在高考成绩的声讯发布上怎样才能做最大限度的实现行政活动的服务目的呢？笔者认为，声讯台有多家，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某声讯台发布高考成绩是可取的，是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的。声讯台作为企业，向查询者收费肯定是必然的，声讯发布需要成本，它还要盈利。因此，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免费向声讯台提供高考成绩信息，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某声讯台发布高考成绩，但政府在选择中标者时，不是以出价给自己最高的为中标，因为高价最后是由考生支出的，中标者应当是以最低的价格为考生提供查询服务的。这样，教育行政部门既能为考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声讯台也能够合理盈利，查分的考生也能够以最低廉的价格得到快速查分。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行政公开，实现行政活动服务于公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