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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罪案侦破制度的内容

于 朝


侦破制度是侦查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应当规定侦破工作的一般原则、侦查措施的采用以及破案标准。
（一）侦破的工作原则
按照案件侦破的一般规律，经济罪案侦破活动应当遵循先立后破、保密、限制使用侦查措施和不破不审的原则。
先立后破原则，是指经济罪案的侦破活动应当依法在立案后进行。这是保证依法实施侦破，合法收集诉讼证据的前提。立案是侦查活动的起点，侦破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依法应当在立案后进行。制定这一原则，一来，可以有效的防止侦查机关进行诉外调查，造成侦查措施的滥用；二来，可以保证在案件侦破中获取证据的合法性。
保密原则，是指对经济罪案的侦破通常应当秘密进行。保密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对立案活动的保密、对侦查对象的保密和对侦查内容保密。在侦破制度中规定保密原则，主要是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经济罪案的现场大都是历史现场，在侦破过程中，如果公开进行，罪犯在得知其犯罪活动被侦查机关立案后，极易采取串供、威胁证人、隐藏或毁灭证据、逃跑等方式反侦查或逃避侦查，给案件的侦破带来被动，甚至破不了案。二是，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８３条立案的情况下，由于侦查机关只是根据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自首材料的主观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则进行立案，而客观上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谁实施犯罪的问题尚需通过侦破来确认。通过秘密侦破查明被调查人未实施犯罪，或侦破中未能获取其犯罪的证据，可以立即撤案，从而避免因公开进行侦破活动，可能给被调查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不利，也不会对侦查机关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限制使用侦查措施原则，是指经济罪案的侦破中所采用的侦查措施及侦查使用方法应当受到限制。其具体内容既包括限制使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被调查人财产等措施，也包括不得公开采用其他的侦查措施。设定这一原则的出发点是，侦破中所采用侦查措施及其具体实施应当以不限制被调查人正常行使社会权利为前提。侦破虽是侦查活动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尚未取得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如不限制使用侦查措施，一则，可能造成对无罪人的人身和财产的侵犯，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二则，在因主要证据灭失而无法破案的情况下，有些侦查措施的采用会被罪犯用来作为诋毁侦查机关形象的口舌。
不破不审原则，是指侦破活动中不得对被调查人进行讯问。即在未破获案件的情况下不允许进行预审工作。预审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活动，而只有在破获案件，确认犯罪嫌疑人以后才会出现预审对象，所以，在侦破活动中即实施预审，以审代破，是违反刑事诉讼法律的。在侦破工作中坚持不破不审的原则，对于侦查机关正确履行诉讼法律具有重要意义：⑴这一原则是侦查机关严格执法的体现，即侦查机关只对已确认犯罪嫌疑的人实施讯问；⑵这一原则也是侦查机关执行有关“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诉讼规定所必需的，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预审中，如果１２小时内不能结束传唤，可以依法拘留、逮捕后继续预审。
（二）侦查措施的采用
首先，侦破制度中应当规定侦破过程中以及破案时可采用的侦查措施种类。按照限制使用侦查措施的原则，笔者认为，在案件侦破中可以采取的侦查措施包括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查询、鉴定；在破案时可以采取的侦查措施包括搜查、扣押证据、通辑等。
其次，侦破制度中应当规定秘密采用侦查措施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这里包括：㈠秘密通知证人进行询问，并告知其保密期间；㈡秘密检查相关单位和机构的财务会计资料，检查的内容及检查目的对被检查单位保密；㈢秘密查询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料，检查目的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保密，并告知其对检查内容的保密期间。㈣秘密进行物证、司法会计等技术鉴定，并告知鉴定人保密期间。
破案时采取侦查措施时可以公开进行。
第三，侦破制度中应当明确规定不得采取的侦查措施。主要包括：㈠对涉案人员不得进行传唤；㈡对涉案人员不得采取强制措施；㈢对案件涉及的财产不得进行查封、扣押、冻结。
（三）破案标准
破案是侦破工作的目的，也是侦破阶段结束的标志。在侦破制度中规定破案标准，一则，有利于区分案件侦查的侦破与预审阶段，以便于侦查措施的采用；其次，有利于树立侦破观念，使侦查人员能够正确地把握破案时机，破获案件；第三，有利于侦查机关考察侦查工作的效果，并将破案数量及破案比例作为考核侦查工作政绩的基本依据。
破案的标志，一是确认犯罪嫌疑人，二是抓获犯罪嫌疑人。在未能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不得实施破案措施，而只确认了犯罪嫌疑人尚未将其抓获，则不能算破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问题，现有的侦查制度中已作出规定，如强制措施、通辑等，在破案制度中应当专门规定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标准。
确认犯罪嫌疑人主要是依靠证据进行。那么证据到什么程度才能确认被调查人为犯罪嫌疑人呢？这个问题刑事诉讼法中已有相应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９０条规定的应当进行预审案件，是指“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时，案件的侦查就可以进入预审阶段。因而“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便是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标准。
在破案标准制订中，揭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具体内涵时，可以借鉴两院三部一委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日制订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２５条关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解释，即指同时具备三种情形：“㈠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㈡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由犯罪嫌疑人实施的；㈢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如将这一解释运用的破案标准中即为：㈠已收集、调取了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㈡已收集、调取了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据；㈢已收集、调取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真实性的部分证据。

刑法第417条规定: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条文中的“犯罪分子”应改为“犯罪实施者”。主要基于以下思考。

首先，“犯罪分子”一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分子”是文革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主要用于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分子等歧视、侮辱性词汇中。

将犯罪的人称为“犯罪分子”，使之异化于普通民众，并由此成为专政的对象，是阶级斗争年代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需要，与现代法治所强调的公平、公正和人文关怀的理念相悖。

其次，不是法言法语。法律语言要求词义清楚、内涵准确、外延明确，相比之下，“犯罪分子”既可以指法院判决后的罪犯，也可以指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等待判决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还可以指具有犯罪行为特征的人或单位，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范围。

第三，表述不明确。现代汉语词典对“分子”的解释是，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而法律意义上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就已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如果将犯罪主体称为“犯罪分子”，相当于把单位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这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相矛盾。

第四，背离了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未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应该认为他是无罪的。所以，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前，称被追诉人为“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后称之为“被告人”，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称为“罪犯”。刑法第417条规定的“犯罪分子”，实际上指的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侦查、追诉的“犯罪实施者”。

最后，与人权保障理念不符。刑法不仅惩治犯罪，也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责任是正当的，但是，他们的人格同样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犯罪分子”这顶帽子，不自觉地煽动了公众对涉嫌犯罪者过激的蔑视、敌对和仇恨，践踏了其人格应有的尊严。这既不利于犯罪人改造、矫治和重新融入社会，也与我国倡导的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不合拍。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417条中“犯罪分子”的表述不妥，建议改为“犯罪实施者”。刑法其他条文中“犯罪分子”一词，也应作相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