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彩申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民间融资/民间借贷/金融监管/立法建议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1）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2）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3）对地下银行（私人钱庄），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4）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1）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2）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3）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2010年11月，银行总资产超过92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性行为，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340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12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210条和211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122条、123条、125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同业拆借纠纷；（3）企业借贷纠纷；（4）民间借贷纠纷。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仍有2945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27个省（区、市），西部地区2367个，中部地区287个，东部地区291个。其中有70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24%，分布在20个省（区、市）。[6]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年10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以下简称《条例》）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2．5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11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
司法部
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４日司法部发布）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公证处办理公证事项应坚持真实、合法的原则，对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予制止。
第三条 公证员应亲自办理公证事项，公证处的其他人员协助公证员办理公证事项。
第四条 公证人员办理公证事项应为当事人保守秘密。
公证事项的当事人
第五条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可以作为公证事项的当事人。
法人可以作为公证事项的当事人。
第六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方可申办公证事项或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当事人可委托代理人代理，但办理遗嘱、收养子女、赠与、委托书、声明书等与个人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公证事项除外。
第七条 代理人代为办理公证，必须向公证处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委托书。
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外国的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办理重大公证事项的，应提交经当地公证人或我部认可的驻外机构、律师或我驻外使领馆公证、认证或证明的委托书。
第八条 住所地不同的若干名当事人共同办理同一项公证的，必须共同到其中１名当事人住所地公证处办理。如果不便共同到一个公证处办理，并且所申请的公证事项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的，可委托同一人代为办理。涉及到产权转移的公证事项，委托书应经公证处公证。
第九条 法人办理公证，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持有法定代表人委托书的代理人代为办理。
第十条 代理人是监护人的，应提交有监护资格的证明。
公证人员的回避
第十一条 公证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１、是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２、与本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３、与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证的。
第十二条 公证员回避由公证处主任或副主任决定；公证处主任或副主任回避由同级司法局长决定。
公证事项的申请和受理
第十三条 当事人向公证处申请公证，公证人员应当认真接待并做好接待笔录。
第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公证应提交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和与申请事项有关的文件、材料。
第十五条 申请公证应填写申请表。填写申请表确有困难的，可以口述，由公证人员填写。
第十六条 申请表应记明：
１、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址，或法人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２、申请公证的事项和公证书的使用目的；
３、有关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的姓名和住址；
４、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七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申请，公证处应决定受理：
１、当事人是与本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法人；
２、申请的事项属于公证处的业务范围；
３、对申请的公证事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之间无争议；
４、申请的公证事项属于受理公证处管辖。
第十八条 公证处对不应受理的申请，应告诉当事人到有关部门或有管辖权的公证处申请。
第十九条 公证处决定受理后，应立即编号立卷。
第二十条 公证处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帮助当事人审查、修改、起草法律文书。
公证事项的审查
第二十一条 公证员必须认真审阅当事人提供的材料。
第二十二条 法律行为的公证事项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２、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３、当事人签署的文件内容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十三条 法律事件，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公证事项除应符合本细则第二十二条的第１项外，还应核对事实或文件或签名、印鉴，确实无误。
第二十四条 继承权的公证事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公证人员应认真收集证据。
当事人提供的证件、文件、材料，公证处认为不完备或有疑义的，应通知当事人作必要的补充或者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索取有关证件和材料。
第二十六条 对原件或其他无法入卷的证据和材料，应有复制件或影印件入卷，复制人应在复制件上签名并注明与原件相符及日期。影印件、副本、节本、译本、抄本必须与原件核对。如不能提供原件进行核对的，应提供原件所在地公证处出具的复制件与原件相符的公证书。
第二十七条 公证处需要解决专门性问题，可聘请有专业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翻译。鉴定结论或翻译材料，应有鉴定人、翻译人的签名。
第二十八条 必要时，公证人员应到现场作实地调查。
第二十九条 公证处在必要时可委托外地公证处调查。委托调查，必须提出明确的要求。受托公证处可以主动补充调查。
受托公证处收到委托调查书后，应在２０日内完成调查。因故不能完成的，应在上述期限内函告委托公证处。
第三十条 调查时，一般应由两名以上公证人员进行。
第三十一条 调查时，应认真做好谈话、会议、电话等记录。
除电话记录外，各种笔录均应交被调查人核对并签名或盖章。
第三十二条 公证处发现当事人或其他单位、个人有违法行为时，应教育制止。
第三十三条 公证员审查后，应填写审批表，连同卷宗报公证处主任、副主任或主任、副主任指定的公证员审批。主任或副主任认为是复杂、疑难的公证事项，应提交公证处处务会讨论决定。
第三十四条 公证事项符合本细则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规定的，应决定出具公证书，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应拒绝公证。
第三十五条 对拒绝公证的，公证人员应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并告知对公证处拒绝公证不服的申诉程序。
公证书的制作和发送
第三十六条 制作公证书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司法部规定或批准的格式；
２、国家规定的数字用法体例；
３、日期采用公历；
４、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
５、签名、盖章齐全；
６、不得涂改，挖补，必须修改的应加盖公证处的校对章；
７、其他有关规定。
第三十七条 公证书应用中文作成。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除涉外公证事项外，可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文字作成。
第三十八条 因使用需要或当事人要求，公证书可附外文译文。
第三十九条 公证书应制作若干份发给当事人。公证处留存原件。
公证书从签署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条 公证书根据规定需要办理领事认证的，应由承办公证处送有关部门认证。
第四十一条 公证处办理公证事项应按规定收取公证费。减、免收费应由主任或副主任决定。办理认证的还应代收认证费。
第四十二条 公证书由当事人或代理人到公证处领取。必要时，也可由公证处发送。收件人必须在公证书收执上签名或盖章并记明收到日期。
办理公证事项的期限与终止
第四十三条 公证事项应及时办理。
一般公证事项应在１个月内办结。重大复杂的公证事项经公证处主任或副主任批准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３个月。期限从公证处受理立卷之日起计算。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办结的，应及时告知当事人原因，并报告同级司法局。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终止办理公证：
１、公证处立卷后因当事人的原因，在１个月内不能决定是否出具公证书，并经通知当事人提供必要的证据后，在两个月内，当事人仍不能按要求提供证据的；
２、公证员在签署公证书前当事人撤回申请的；
３、因当事人死亡，不能继续办理的。
第四十五条 终止公证事项应由公证员写出书面报告，经主任、副主任或主任、副主任指定的公证员审批、决定。
公证卷宗的整理与归档
第四十六条 公证事项办理结束或终止后，应及时整理归档。公证卷宗装订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材料内容齐全；
２、材料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３、材料内容与公证事项有关；
４、编写页码和目录；
５、每证一卷，但为同一目的而办的数项公证可合为一卷；为同一目的而办的数项公证不能合订一卷的，缺少有关材料的卷宗内，应注明所缺材料归入的卷宗；
６、卷后封线结，应有公证处的封签和承办人的印章；
７、对无法入卷的证据，应写明标签妥善保管。
第四十七条 对公证事项的讨论意见、上级的有关批示等不宜对外公开的材料，应装订成副卷、与正卷一起保存。
第四十八条 涉及到国家机密的公证事项，应以密卷保存，密卷封面的右上角，应盖密卷印章。
第四十九条 公证卷宗应由专人管理，并建立管理、调阅制度。
公证事项的复查与撤销
第五十条 公证处发现本处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应当主动撤销。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发现所属公证处已经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应撤销或通知公证处撤销。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有关单位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或撤销公证书以及拒绝办理和终止办理的公证事项有疑义可向公证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受理机关应在３个月内作出复查结论。
第五十二条 受理申诉的司法行政机关可自行复查或责成下级机关或原办证机关复查。
公证处复查的，不能由原办公证员进行。
第五十三条 复查的公证事项，如原公证书正确，应维持原公证书；如公证书内容正确，但文字表述不当的，应收回公证书修改后重新制发；不能收回的可另行制发补充性质的公证书。
第五十四条 认定事实不清或违背法律、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严重违反公证程序的公证书，经公证处决定或同级、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应予撤销或更正。对已经发往域外使用的公证书的撤销或更正，应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决定，并报司法部备案。
第五十五条 复查结论的处理意见应告知当事人并通知原公证处和有关人员及部门。对不能收回原公证书的，应公告撤销原公证书。
第五十六条 复查材料应由复查单位立卷归档，复查结论应存入原公证卷内一份。
第五十七条 因公证处的过错而撤销的公证书，所收的公证费应全部退还当事人。因当事人的过错而撤销的公证书，所收公证费不予退还。因公证处和当事人双方过错而撤销的公证书，所收公证费应酌情退还。
附则
@@ 第五十八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外国法人在中国办理公证适用本试行细则。
第五十九条 本试行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