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权的发展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罗亚海
摘要：人格权一直是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对于民法典是否应该将人格权的内容纳入，人格权是否应该独立成篇，法人的人格权是否予以承认等问题，法学界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在考察人格权的发展历史基础认为人格权不仅要写进民法典，而且要独立成篇，法人人格权亦应该为民法典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格权 历史演变 民法典
引言
人格权制度是有关对生命健康、名誉、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加以确认并保护的法律制度。作为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形成发展的一项新型民事法律制度，人格权制度在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中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人格权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其类型与具体内容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我国当前制定民法典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认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引起学者极大的争论。[王利明《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编的必要性》中国民商法律网。] 2004年9月，北京宣武法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刘某于5月因在北京二环封闭道路上因刹车不及将违章穿行的曹某一案做出了判决。被告人赔偿曹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13.19万余元，曹某家属业要赔偿刘某修车费664元。据说这是我国北京的首例“撞了不白撞”的宣判。虽然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规定由不同的看法，但是从先前诸多的地方规章规定的“撞了白撞”发展到今天的“撞了不白撞”却可以看作是我国人格权的重大发展，《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了我国生命权以更深层次的保护。也把人们将注意力再次吸引到人格权的发展这一重要课题上面。从古希腊的人格权意识到古罗马人格权的形成，从中世纪人格权的成长到现在人格权的壮大，人格权已经成为民事权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法典将要制定的重要时刻，民法人格权研究愈显重要。本文在考察了人格权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立足人格权现状问题，对我国民法典制定从人格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人格权的界定
人格权的概念
由于今天的民法理论赋予了人格概念太多的内涵，所以为了在历史的考察中梳理人格概念之下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从人格的第一层含义，即法律人格的概念入手。对于法律的人格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民法范畴的词却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人格权是调整人格关系的规范的总称，是我国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5页。]由此可以看出,该种观点讲人格权看作民法学的范畴。另外，还有的学者却认为“严格的说，法学中的人格权是一个法学的范畴，而不是民法学的范畴[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民法学中对应的应该是民事人格权。虽然从这里能看到两者在人格权在是否属于民法的范畴上存在分歧，但是，两者在分歧中却表现出共同点，既是人格权应该由民法来研究。关于人格权的起源，现在比共较一致的观点是人格权起源于古罗马时代。在古罗马，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状态的需要，人们之间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处境和立场，以便能够以独立的主体进行相关的经济行为，后来，这种相对独立的处境和状态被罗马的法学家抽象为人格权。对于人格权的词源的认识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古罗马，自然人被称作homo,这个单词又被分化成两个部分，caput和persona。其中，persona为表示各种人的含义，如家长、官吏、监护人等。坚持认为人格权来源于caput的学者坚持这样的观点：caput表示权利资格只有比权利资格和人的资格结合起来，才能表示为一个完整意义的人。而认为人格权来源于persona的学者这样认为：persona最早在古希腊表示的是面具的意思，而后来被古罗马的演员所使用，后来被用来表示人格这一层含义，被作为理性与个别的同意解释。仔细的分析来看，不论是从最早表示面具的persona还是caput从最初的“头颅”的意思引申来得人格权的含义，都表达出了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的这种意念，出现了对人格权含义界定上的殊途同归。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人格权应该含有以下几层含义：一、人格权应该包含人与人之间相互独立的地位这一含义。按照现在人格权的观点，人格权应该包含自然人人格权与法人人格权，虽然现在也存在着“法人人格否定说”这一种观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人也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种各样的民事活动，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因此，承认法人的人格权是对现实生活的承认。二、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资格。这一说法，也即是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民事权利能力。[ 高瑞全等著《人格论》，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人格权的特征分析及其与人权辨析
人格权作为体现公民人格利益的一项权利，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表现为专属性，以人格利益为载体的人格权具有同主体密切联系的特点，不同于财产权，一旦同主体相分离，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其次是绝对性，人格权同主体的人格密切联系，必须以不特定主体为义务人才能够不借助他人的积极行为，就能保护自己的人格利益，因此人格权必须为对世权，具有绝对性。三，人格权还必须为支配权人格权的权利人有权就其人格利益（如姓名、肖像、名誉等）直接支配，并有权禁止他人妨碍其人格权利益的实现。[ 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8页。]四、人格权同财产权相联系。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不具有财产的性质，但是人格权却同财产权密切相连。对人格权的侵害，特别是对法人人格权的侵害会给权利主体带来很大损失，人格权表现出同财产权的相关联性。
人权（human right）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 同上，第14页。]人权同人格权不是一个可以混同的概念。人权是一个包含人格权却又同人格权的权利体系，人格权同人权的关系可表述为：人格权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权除了人格权，还应该包含宪法、法律所规定的政治权利以及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和教育权等。从法理的的角度来说人格权都为实际受到保护的权利，而人权还包含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不仅包含实际已经存在的，还应该包括以法哲学之思维而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
人格权的“应然”内涵[ 本部分根基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人格权法》和梁彗星《民法总论》关于人格权的阐述进行界定。]
人格权具有多种分类，在对人格权的内涵进行界定的最重要的分类是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的权利，特别人格权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规定的权利。人格权的应然内涵应该包括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具体的可以归纳为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人格尊严权、自由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和贞操权。
人格权的发展历史
（一）、人格权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1、《圣经》中关于人格权的论述
作为起源于奴隶阶层的犹太教的教规教义的《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都包含着对人格权的渴望。在《旧约·创世纪》第1章第27行中犹太人就提出了人格尊严的命题。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级在长期的屈辱中提出人格尊严的要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在《旧约·创世纪》中这样写道：“由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生而就是有尊严的。
同时，在《旧约》中还发出人人在政治上平等，法律上平等，反对政府滥用权力压迫犹太人的“的呼声。在《旧约·申命记》第16章19行中，摩西强调说审判官和各官长“必须按照公益的审判来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因为受贿被叫做智慧的人的眼瞎了，又能颠倒人的话。”在《旧约·利未记》中，耶和华晓喻以色列人，无论当地人犯法，或是外地人犯法，都要一视同仁，加以治罪。他们要求“至公、至义”。[ Rabbi Daniel Polish: Judaism and human Rights,(NY,1982),P.43.]
2、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格权发展
根据现在主流的观点，人格权的起源主要是在古罗马时代。但在伟大的古希腊时代，也有可贵的人格权思想的存在。虽然亚力士多德不关心积极的人格权但它所极力鼓吹的“人人有权制定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和“将奴隶堪称有生命的财产”与“有生命的工具”等思想却包含了人的平等权、生命权等可贵的内容，古希腊盛极一时的民主制度也是诞生人格权的温床。
在古罗马，伟大的思想家西塞罗强调：自然法代表理性与正义和神的意志是普遍适用的。他的这种思想被斯多葛派发展为“平等正义”与“行善”的原则和“人类皆兄弟”的思想。代表平民阶层斗争结果的《12铜表法》以公平为指导思想，强调在宣判中要有证明与证据，要公正，不允许收受贿赂等行为。
3、中世纪“自然法”及自由大宪章对人格权的促进
中世纪虽然被称作“黑暗的时代”，但这时期的人格权仍获得较大的发展。这是一个“自然法”同“人”应该享有“尊严”的时代。无论是圣奥古斯丁对《圣经新约》种“人像上帝一样，享有尊严的承认”，还是阿奎那鼓吹个人有最高价值的思想，都富含人格权因素。阿奎那的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的划分中关于人法的规定，是对其思想中人格权因素最有力的证明。
由于约翰王的专横引起的由贵族、骑士与平民参加的反对国王的斗争，促进了“英国大宪章”的诞生。大宪章第一条规定“英国教会享有自由权，妻子有不受侵犯的权利。”这次斗争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限制了王权，保留了教会的自由权利。但大宪章也要求倾听人民的呼声，要求人身的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非经法庭的合法审判，或者定罪，国王不能逮捕、关押与扣押任何自由人，不能宣布自由不受法律保护，也不能有任何方式毁灭自由人。
4、文艺复兴、新教改革时期的人格权发展
从1350年到1600年的欧洲文艺复兴，极大促进了西方人格权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古希腊于古罗马时期人权的复兴，也表现在欧洲新教改革与反新教改革运动对人格权的促进上。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时期。这种思想又是以个人意志、欲望和利益作为评价一切的标准。拂罗伦萨著名诗人但丁·阿里格里（1625-1321）高歌自由，宣传意志自由与“为自己生存”的理由。意大利的皮科德萨米兰多拉（1463-1494）写了，《论人的尊严的发现》一书，对人格权尊严作了充分的论证。米兰多拉认为人类从上帝那里得到生命，因而是有尊严的，才能成为生物中最幸运与最值得羡慕的一类。因此，人类享受“尊严”一权。
在宗教改革时期，人格权的发展是在神学的“”烟幕中进行的，从神学的观点来看神学的异端是叛逆，但从人格权的角度来看，人格权的斗争是要恢复到最基本教义中的人格权。代表农民的神学异端分子公开提出了争取平等权的要求。他们认为祸害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因是财富的不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只有平等才是治愈社会的良药，也只有平等才能确保人的尊严与自由。
4、启蒙时期人格权的发展
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艺复兴时期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格权发展为启蒙时期的人格权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孕育着人格权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启蒙时代的荷兰有一位著名的法学家雨果·各老秀斯（1813-1645），他作为自然法学论者，强调自然法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权利，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强调“权利是一种道德性质，他们隶属于人。他公开声明人享有两种权利：一种对别人的权利即财产权，另外一种是对自己的权利即自由权。同一时期的思想家斯宾诺沙提出了“天赋人权”的观点。强调人有思想自由权。
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人格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清教思想，辉格党思想和苏格兰启蒙主义之中。这些思想为后来人格权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清教思想家弥而顿在《圣乐》中发出了“争取自由”的号召，极力反对英国的书刊制度，在他写作的《出版自由》一文中，批判了英国这项制度，指责他“垄断”真理，强烈要求出版自由。辉格党人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与平等，这种以经济平等为出发点的理论认为：“追求个人利益与寻求发展的机会是人们的常识。”因而自由贸易与发展被看成个人的自由。辉格党的代表人物洛克的自然权利说、契约说、天赋人权说等思想以及他理论中的关于生命、自由与财产的部分论述，后来极大的促进美国人格权的发展。总体的进行评价，洛克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政府不能剥夺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苏格兰启蒙主义的“常识派”认为：“人有自然权利与自由是常识，他们反对神的启示与权威”，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反对旧传统，以革命争取自由。[李世安 《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第32页。]在常识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亚当·拂格森。在他的《认真考虑的舞台的剧本的道德问题》和《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这两本著作中，系统的论述了人的自然权利，1776年，其所写的《评论》一文，重点强调了公民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权。
在法国，关于人格权的论述主要存在于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和卢梭三人的思想当中。孟德斯鸠十分崇拜洛克，因此他的思想也是以洛克的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认为自然法保证了人权的存在，强调政府应该保护个人的自由。伏尔泰强调个人自由与宗教自由。他亦强调言论自由，他认为： “如果有谁因为意见不同而迫害他人，他就是一个恶人。” 1762年，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对国家、人民公民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在社会契约创造了政府，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是在在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之上成立政府，而不是在平等人与低等人之间成立政府。德国启蒙主义时期的最大贡献者为康德（1724-1804）他首先肯定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天赋人权是我们与生惧来的自由”。天赋人权是根据自然法而享有的权利，他不依赖于经验中的一切法律条例中。
5、人格权在现代各国
1789年《人权宣言》、1791年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决议与命令的内容历经反复、但最终为法国社会所认可，最终成为1804年拿破仑法典的重要内容，平等、自由与安全等观念深入到民法典当中。德国民法典在第一编“人法”中，规定了所有法国公民公平、平等的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其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是十九世纪一切进步民法的精神与灵魂。同时，在法国民法典的最初的规定当中，并没有关于法人人格权的规定，在后来的民法典的修改当中，又将合伙、法人、联合组织及其国家纳入到民法主体的范畴，法人人格权在法国的民法体系中诞生。
以《学说汇编》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德国民法典》在第一编总则中规定了自然人与法人制度，并且于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法人”这个概念，法典规定，因故意和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与其他权利者，负赔偿责任。在单独的“法人编”中，详细的规定了法人制度，承认法人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规定社团登记制度与法人成立、消灭与法人组织机构等。时至今日，德国民法典历经数次修改，但修改的内容主要在身份、婚姻与契约方面，侵权行为方面，由此略见德国民法典在法典制定具有了较高的水平。1898年，《日本民法典》经历了1947年以来的多次修改，将夫妻关系由过去不平等关系改为双方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由过去的支配关系改为父母要尊重子女的人格、对子女监护与教育子女的关系。在日本的1946年的宪法对公民的人格权作了很大的扩充，占该部分的将近1/3条款的国民基本权利与自由部分，很详细的规定了基本的人权、平等权，自由权等，这些东西都体现日本人格权的发展。
在英国，人格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侵犯人身权的行为规定上：（1）殴打与恐吓，（2）非法拘禁。规定在车内、屋内、监狱内、城市与街道都可以实现对人的拘禁。而且规定，这种拘禁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3）诋毁与诽谤。通过这一规定，对公民的名誉、身体、生命健康进行了保护。
（二）人格权在我国的发展
人格权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与丰富，对人格权的保障也是在历史的进步中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通过对我国人格权历史的认识、现状的把握来探求未来我国人格权发展的方向。
1、诸法合体，义务本位的封建社会
古代中国，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完备的专制权力体系极大地压缩了中国人格权的生存空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充斥着皇权、君权和特权，只有星星点点的人权与人格权思想的火花与原始、朴素的人格权意识。也只有在秦朝的名籍制度中对姓名权作了规定，这好象是我国古代的法律法规的第一次关于人格权作出的规定。这些原始而朴素的人权思想与人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封建专制权力的恣意扩张，减弱了封建专制权力的残酷性，在客观上给予了劳动人民以一定的人性关怀，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体现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者，人也”，主张“仁爱”，强调“爱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就有162处讲“人”，48处讲“民”，加上“民人”，二字连用，有多达211处讲到“人”和“民”。《论语。乡党》记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在朝供职，听说家里马厩失火，便匆忙退朝，而回到家里，开口的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乎？”，“不问马。”可见孔子是关心人、尊重人的，表示对人的生命的尊敬，“人命关天”，把人的性命看得比金钱、财富更重要，对人的命运与生活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神的关心，对鬼神孔子是敬而远之的，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提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已及人，平等待人。对待奴隶，西方的柏拉图把他们当成“会说话的工具”而孔子主张对他们“齐之以礼”，把他们当人看待。因此，在这种“仁爱”思想的指导下，儒家反反复复地告诫、劝说帝王君主们要“克已”、“修身养性”，要“修己以安百姓”。不厌其烦地要帝王君主们明白“君轻民重”的道理，在人民、社会与君王三者之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所以帝王君主们要想天下太平，长期统治下去，就要爱民、利民、亲民，“以民为天”，“天子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大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然尔，儒家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主张“爱有差等”，承认封建特权的合理性，肯定一部分人享有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特权的合理性。认为事有大小，人有高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要求所有的人要“克已复礼”，“克已复礼为仁”。同时，儒家的“仁爱”是作为一种义务来要求，而不是作为一种权利来规定的。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这些都是对父、子、君、臣的义务规定。在这里，儿子得到父亲的关怀不能作为儿子的权利而是作为父亲的职责规定下来，“仁爱”的目的不是个人的发展，不是去保持和促进个人自由，而是保持社会等级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和谐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正义无非就是和谐所要求的东西和有助于和谐的东西。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是以义务为主导的礼法政治，而不是以权利为主导的约法政治，导致漠视人格权，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朴素的人格权思想的嫩芽被长期禁锢在封建专制权力的巨压之下，难以成长壮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历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权体系，人格权的保障运动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 2、一波三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在严复将《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后，“天赋人权”的理念、传统的“仁爱”思想及被压迫阶级对“平等”的渴望，激励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传统的“君主专制观念”、“封建纲常”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废君权，兴民权”的口号。人格权观念开始在中国逐渐散播开来。自由权、参政权、平等权、等广为流传，并促使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改良运动。改良派人士不仅极力鼓吹人权理念，而且还着手探索人权保障的途径。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为指导的社会制度，人权保障开始从理论转化为现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了系统的民权思想，将民主、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临时约法》也首次将人格权的内容写进法律。人格权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的的法律和法令当中： 1912年3月，发布了“禁止买卖人口令”（即《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禁止贩卖华工及保护华侨令”、“权利平等令”等。在“权利平等令”中严肃申明：凡蛋户、惰民、义民、丐户、剃发者、优倡、隶卒，“对于国家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同时废止刑讯逼供和体罚制度，《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任何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大总统令内务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规定：“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答杖、枷号及其他不法刑具，其罪当答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 然而，人格权在中国的发展却也不是一帆风顺，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人格权的发展再遇波折。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籍此而觉醒，要求保障人格权，实行民主，寻求平等、自由之呼声日益高涨，并由此而引发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 这期间虽然有陈独秀等人率先举起了“人权”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挑战，并以此为口号，开始了一系列争取人格权的运动。后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对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实行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对争取民主的民众进行血腥屠杀，使千百万人倒在血泊之中，人民在国民革命中争得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公民之人格权荡然无存。 3、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格权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后，就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和保障人格权的历史重任。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鲜明地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消灭军阀统治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对外争取独立的国家主权，对内实行无限制普选制度，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坚决废除肉刑，承认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进一步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强调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必要条件是保障人民享有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等各项权利，号召全国人民“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占人中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权利保障问题，提出要切实保障劳工的劳动权与生存权，并积极领导工人展开争人权的运动：1922年，在安源煤矿工人罢工中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1923年，党领导的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把 “争自由，争人权”作为自己鲜明的旗帜；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颁布了一系列保障人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令。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民主权利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保障。1934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它宣布：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一切劳苦大众，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和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维护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维护民族和人民的权利，为争取民族的独立权、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自由权为己第一要务。毛泽东在其选集中一再强调“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在中共七大，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保障人权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 4、新中国人格权的发展
关于坚决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的通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坚决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的通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 2001年5月29日）
严格按照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选拔任用干部，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大计。当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情况总体上是好的。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决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作斗争，从组织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突出表现在违反《条例》规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跑官要官”之风屡禁不止，“买官卖官” 案件和拉票、搞贿选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严重干扰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败坏党的风气，损害党的形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坚决防止和查处，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从今年起，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坚决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对于进一步端正党风，维护干部工作的严肃性，保证换届工作顺利进行，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严明组织人事工作纪律，按照规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条例》。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每年至少要集中学习一次《条例》及《关于对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行为的处理规定》，进一步掌握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标准、程序，明确工作纪律。要把执行《条例》的情况作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认真对照检查。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全面正确地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经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决定。考察干部要客观公正，全面了解干部的真实情况，严禁隐瞒或歪曲事实真相；提交党委（党组）会议讨论任用的干部人选，必须经过组织考察，严禁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干部的任免，要由党委（党组）集体讨论决定，严禁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干部的进退留转，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严禁通过拉关系、走门子，拉票、行贿等手段谋取职务或职级待遇；领导干部个人推荐干部人选，要出以公心，认真负责地写出署名的推荐材料，严禁封官许愿，为他人提拔调动说情、打招呼，或在调离后干预原地区、原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干部要正确运用权力，廉洁自律，严禁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谋取私利，收受或索取贿赂；配备干部必须严格遵守领导干部职数和干部职务名称表，严禁突破职数、滥设职位提拔干部；在机构即将变动或主要领导干部的工作即将调动时，党委（党组）应暂缓研究干部任免事项，严禁突击提拔干部；严格保守组织人事机密，严禁泄露酝酿讨论干部任免的情况。
二、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贯彻执行《条例》情况的监督检查。中央组织部每两年对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平时进行抽查。加强组织部门与执纪执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的联系，经常沟通情况，交流信息。党委组织部和党政机关干部人事部门在考察干部时，要认真听取干部所在单位纪委（纪检组）的意见。凡属地方和部门主管的主要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组织人事部门在提请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前，应征求同级纪委（纪检组）的意见。地方领导班子换届期间，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联合派出的检查组，要把地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映和督促处理。要加强群众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考察干部要进一步发扬民主，适当扩大谈话范围，注重群众公论，注意研究分析少数人的意见；进一步做好举报的受理工作，对反映问题严重、内容具体的举报，要认真调查核实，确有问题的要严肃处理。提倡署名举报。凡署名举报的，应采取适当方式向举报人反馈查核情况。
三、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惩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关于对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行为的处理规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若干意见（试行）》。对违反《条例》规定的原则、标准、程序和纪律选拔任用干部的，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严肃处理，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对“跑官要官”的，不仅不能提拔重用，在重要岗位上的要予以调整，已得到提拔的要坚决撤下来；对拉票、搞非组织活动的，一律不得提拔使用，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对为“跑官要官”的人说情、打招呼的，要严肃批评，造成用人失误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对“买官卖官”、搞贿选的，要依纪从严处分，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每年年底前，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干部人事部门，要将处理此类问题和案件的情况，向中央组织部写出专题报告。
四、教育干部和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提高遵守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的自觉性。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教育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增强党性和宗旨观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严格遵守组织人事工作纪律。领导班子调整和换届期间，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干部和党员讲党性，讲大局，讲原则，支持和贯彻党委的意图，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和党内法规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发现拉票、搞贿选等现象，必须坚决抵制，并及时向组织报告。对参与拉票、搞贿选的，要严肃处理。要注意保护和支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敢于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的同志。对打击报复的，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要加强警示教育，对查处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及拉票、搞贿选等典型案件，要在适当范围内通报，有的可在新闻媒体曝光。大力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为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源头上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的同时，要认真贯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和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扩大民主，引入竞争机制，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全相关制度措施，形成正常的干部更新交替机制；逐步实现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交流、监督等工作的规范化。当前，要大力推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和干部任前公示制；积极试行干部考察预告制、党委（党组）集体讨论干部投票表决制、干部任职试用期制。按照中央的要求，地（市）、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逐步做到分别由省（区、市）、市的党委常委会提名，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在全委会闭会期间，可由党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但在常委会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要以地方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积极推行这项制度。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干部推荐责任制、干部考察责任制、干部选拔任用决策责任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形成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度体系。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跑官要官”、 “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六、认真落实责任，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充分认识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作出部署，采取有效措施，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对本地区本部门近年来的干部工作，要认真回顾总结，扎扎实实解决好存在的突出问题。领导班子的每个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贯彻执行《条例》，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反对和抵制“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等现象；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见微知著，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果断处理。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条例》，严格遵守组织人事工作纪律和办事制度，坚持党的原则，发现问题及时制止，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党委（党组）和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报告。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要把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以及拉票、搞贿选等违纪违法行为，作为干部监督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做到有声势，有措施，有成效。
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凡本地区本部门“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以及拉票、搞贿选等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要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对此类案件查处不力的，要追究纪检机关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