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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2011年5月18日原告宁波某制衣有限公司与被告峡江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产品购销合同》。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各类网眼汗布共计数量11889公斤，总价款566673元。并约定，原告先汇定金12万元，被告收到定金后40天内交清所有货物。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1年5月25日付给被告12万元，要求被告在2011年7月5日前履行全部交货义务。2011年6月6日，被告发传真给原告，原料已经采购，要求原告确认品质。原告认为被告提出的品质标准太差，但时间紧迫不得不接受被告的要求。2011年6月20日、6月21日，原告又两次传真给被告，催促其交货。而被告在2011年7月5日前仅仅交付了4826.4公斤货物，占总货物量的40.6％。2011年7月15日，被告发传真给原告，请原告谅解未能按时交货，并要求原告对其余货物的交付期限予以明确。原告遂对剩余货物的交货期限给予了指示，并要求不得再延误。最后被告提交了余下的全部货物，原告也付清了全部货款。

　　[评析]

　　本案的焦点之一是被告的行为是否违约。一种观点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违约。因为被告虽然交货超期，但是，原、被告双方后来重新确定了履行期限，应当视为对合同的变更。被告在新的履行期内完成了交货义务，其行为不存在违约。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告在履行期届满时仍未交清全部货物，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履行迟延，属于违约。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合同法》第77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原、被告虽然对履行期限重新予以约定，可以视为对合同的变更。但是要注意的是，合同变更发生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也就是说，被告迟延履行的行为客观存在，已经构成了违约。其后，原、被告之间又商定履行期限并予以履行是在违约行为发生之后的情况，因此违约的事实是明显的。

　　从这里我们可知，合同履行期限变更发生在不同时期其意义是不同的。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履行期限协商一致重新确立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合同变更，当事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届满后，对履行期限重新约定的，虽然也是对合同的变更，但是，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因此，对迟延履行的一方是否当然适用定金罚则是本案的焦点之二。

　　定金是指合同的当事人为了证明合同的成立，保证合同的履行，依照法律规定或双方的约定，由一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或订立后履行前，按合同总价款的一定比例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预先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总体而言，定金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分为立约定金、成约定金、证约定金、违约定金、解约定金5种。定金是债的担保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民法通则》、《担保法》及其解释中均有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其应用也相当普遍。

　　对于我国现行法上定金的性质，理论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定金的性质根据《担保法解释》第115条，第117条的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其性质应当解释为证约定金兼违约定金。

　　定金罚责的适用条件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定金担保合法有效。当事人之间的定金担保合同合法有效，是定金罚则适用的前提。而定金担保关系的合法有效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主合同有效。债权合同与定金担保之间是主从合同的关系。根据从随主的原则，主合同无效则从合同无效，又根据主合同无效的原因不同，定金的适用也不同，如果主合同无效是因为一般违法所致，收受定金的一方应当返还给对方，如果造成合同的无效责任是给付方且给收受方造成损失的，定金可以抵作赔偿金。

　　（2）定金已经交付。定金合同为实践合同，而非诺成合同，其生效以交付为条件。《担保法》第90条规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如果给付定金方迟延交付或只给付了部分定金，而对方予以接受的，则视为对定金合同的变更。应当注意的是，定金大于合同总价款的20％，超过部分无效。

　　2、合同一方有违约行为。如果合同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合同担保或约定以丧失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的，在一方当事人拒绝订立主合同或要求解除合同的，自然适用定金罚则。而实践中，对于定金的性质多数没有约定。根据《担保法》第89条和《担保法解释》第120条的规定，在合同一方有违约行为时可以适用定金罚则。违约行为的形态有很多种，包括不履行、履行迟延、不完全履行、预期违约。有的人认为定金罚则只是适用于当事人一方拒绝履行和履行不能的时候。有人认为定金罚则应当还适用于迟延履行和不完全履行。根据《担保法解释》第120条第2款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以适用定金罚则。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事人一方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合同约定内容的比例，适用定金罚则。”结合《担保法》第89条的规定，定金罚则适用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和预期违约的情形。

　　尽管如此，定金罚则针对不同违约形态适用条件也是不同的。不履行和预期违约行为都是当事人一方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一旦发生，当然完全适用该罚则。不完全履行包括给付数量上不完全，给付不符合质量要求，履行时间、地点不当等情况。根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定金罚则仅适用于履行数量不完全的情形，其他几种情况只有在违约导致不达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才适用。

　　而在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的情况下，并非一律适用定金罚则。应当根据迟延履行造成的后果来决定。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以致于另一方不达合同目的，则适用定金罚则。如果当事人一方有迟延履行行为但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则不适用该罚则，但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收取原告定金后，应当按约在40天内交清货物，但是，至履行期届满为止，被告仅向原告交付了40.6％的货物，其行为属于迟延履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虽然迟延，但是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行为造成原告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以致不达合同目的。因此，对被告方不应适用定金罚则。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执行--法律获得生命必不可少的形式和途径
王丹
　 近来，我们在民事强制执行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执行实务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持，许多重大课题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从大的方面来说，民事强制执行理论研究应该兼顾不同层面：首先要从外部入手，研究强制执行法与宪法、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部门法的关系；其次要从强制执行法本身入手，研究强制执行法基本理论的体系结构，并对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讨；再次，要从执行改革和执行实践入手，对执行改革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对执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整理和归纳。
　 （一）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社会上包括法院内部有不少人对执行工作不了解，认为搞执行不需要懂实体法。实际上，许多执行案件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交错重叠，牵连难分，十分复杂。因此，从事执行工作的人既要懂程序法，又要懂实体法，更要善于将实体法和程序法融会贯通，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案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说，强制执行领域是一个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交叉融合的领域。正因为如此，对强制执行法不能单纯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研究，而应该同时从民事实体法的角度来研究。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关系的问题上，首先应该认识到，民事实体法对民事强制执行法具有基准意义，强制执行制度应该与民事实体法的有关规定相协调。民事实体法规定了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这些民事权利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确认后，最终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民事强制执行法看作强制性地实现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 作为实现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结构就应该以民事实体法为基准，根据具体执行对象和形态的不同，采取罗列的方式进行结构设计。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强制执行法包括最高法院目前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在结构设计上主要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为线索，执行程序和各种执行措施均围绕不同的实体请求权展开，在金钱债权的执行中又根据执行对象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执行方法，其基本考虑就是使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有机协调，遥相呼应，相辅相成。除结构体系外，民事强制执行法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要积极回应民事实体法的要求，避免因执行行为的实施破坏民事实体法所调整的正常的市场流通秩序。比如，对不动产的查封之所以要办理查封登记，目的就是要与民事实体法的公示制度相协调。又如，因实施执行行为所引起的各种权利的得失变更，总是与民事实体法上的效力相伴相随，执行中的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往往交叉缠绕在一起，离开实体法，执行程序的运作将会寸步难行。
　 民事实体法对于民事强制执行法具有基准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强制执行法仅仅是民事实体法的从法或者辅助法。民事实体法侧重于从静态的角度来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民事强制执行法则是从动态的角度衡量更为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强制执行制度的设计和运作除了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外，还要考虑债务人的保护、执行的效率、执行成本等多种复杂因素。因此，民事强制执行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强制执行程序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一，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某些强制执行制度。例如，在很多国家的强制执行制度中，执行程序中的查封或者扣押可以产生一种类似于担保权的优先受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通过执行程序创设了一种实体权利。又如，许多国家对于执行中拍卖制度的设计，都充分考虑到了执行程序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没有完全套用民法上的拍卖制度。最高法院起草的《关于执行中评估、拍卖、变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有许多条款的规定与拍卖法不一样，这也是基于执行中拍卖的特点和规律所作的特殊设计。第二，它有助于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执行程序的独立价值。长期以来，主流的观点把执行程序仅仅视为实现实体权利的手段，忽视甚至完全抹煞执行程序具有不依赖于实体的独立价值，因此背负了社会过多的指责。 近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了执行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许多法院积极倡导“程序正义”、“执行穷尽”等新的执行理念。应该说，这些新理念的提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过去我们提出这些理念更多的是基于对执行实践的反思，今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研究，以便对执行程序的独立价值等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二）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民事诉讼指的是狭义上的民事诉讼，主要指审判程序。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在立法例上，许多国家都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规定在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这种做法是将民事诉讼理解为包括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在内的广义上的民事诉讼。但从狭义上看，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首先，强制执行和民事诉讼虽然都是保护民事权利的程序，但民事诉讼侧重于确定民事权利是否存在，可以将其称为确定民事权利的程序；而强制执行则侧重于在事实上实现民事权利，可以将其称为实现民事权利的程序。其次，强制执行和民事诉讼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指导原则和程序设计。审判和执行都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组成部分，都要坚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但是，两者有各自的规律性和侧重面。民事诉讼的实质是对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以解决纠纷，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公正，其所设置的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等诸多程序制度，旨在通过严密的程序设计保障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强制执行的实质在于实现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其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效率，执行程序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主要采取形式审查的原则，二者具有各自完全独特的调整原理和程序制度。此外，那种将民事诉讼程序视为执行程序的前提和基础，把执行程序视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和完成的观点，也值得讨论。我们知道，强制执行的依据除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外，还包括仲裁裁决、行政决定和某些公证债权文书，对仲裁裁决、行政决定和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并不以民事诉讼为前提，更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中甚至还会出现先有执行后有诉讼的情况。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不能只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今后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以便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为单独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说明，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
（三）民事强制执行法与破产法的关系
　 破产程序是指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强制性地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变价和分配，以实现全部债权人债权利益的程序。从强制性地实现债权这个意义上来说，破产程序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强制执行，只不过通常所说的强制执行只考虑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债权，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执行，而破产程序则要考虑全部债权，本质上是一种概括执行。在民事强制执行法和破产法的关系问题上，最需要研究的是两种法律制度在实现债权中的功能和定位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涉及到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关于执行财产分配原则这一重要问题。
　　关于执行财产如何在多个债权人之间分配的问题，理论和实务界历来存在着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的争论，究竟哪种原则更为合理，通过对执行制度和破产制度二者功能定位的认识，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强制执行制度和破产制度各有自己的功能，前者注重债权的个别清偿，后者则注重全部债权的公平清偿，在个别清偿中如果发现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则应及时转入破产程序实行公平清偿。两种制度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在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中共同发挥着执行清偿的功能。如果在强制执行制度中实行平等原则，则意味着在执行程序中适用了破产程序的分配原则，显然会造成制度上的重复。因此，从执行和破产这两种法律制度各自的功能定位，以及一个国家法律体系整体协调的角度看，民事强制执行法中无疑应采取优先原则。但是，优先原则的合理性是以其他债权人能够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为前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破产制度在实践中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债权人很难利用破产程序使自己的债权获得公平清偿的话，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采取优先原则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从而在实质上造成一种不公平的后果。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没有采取优先原则，而是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做法，实行团体优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