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5年10月19日四川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坚持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遵循谁主管谁负责、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和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
（一）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二）采取各种措施，严密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堵塞违法犯罪的漏洞；
（三）开展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增强全社会的法制观念；
（四）鼓励公民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五）调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六）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做好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第二章 组织协调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督促各部门、各单位完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任务。
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责任人，全面负责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六条 省、市（地、州）、县（区、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研究制定和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
（三）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和检查各部门、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四）总结、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经验，表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和个人；
（五）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社会治安混乱的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或者提出政纪处分的建议；
（六）办理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第七条 乡、镇、城市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部署，制定本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协调、检查本辖区内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三）指导、帮助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四）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络；
（五）及时掌握社会治安动态，消除危害社会治安的隐患；
（六）依照有关规定确定对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与处罚；
（七）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各尽其职、各负其责。
第三章 司法机关的职责
第九条 司法机关是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专门机关，应当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合力，发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整体效能。
第十条 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的主管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侦查破案和预审工作，严厉打击盗窃、抢劫、行凶杀人等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
（二）查禁和打击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加强治安管理，及时查处治安案件，重点加强对流动人口、重点公共场所和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强化对出租房屋、出租汽车和重点防范区的治安防范工作；
（四）加强枪枝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
（五）加强消防、交通、边防管理，预防事故，消除隐患，维护公共安全；
（六）加强对基层治安保卫组织、社会保安组织的监督管理，强化内部保卫工作，协助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和治安控制体系；
（七）加强对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
（八）协助、指导有关部门做好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行使检察职能，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
（二）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推动有关单位建章建制和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三）做好对免诉人员的回访、考查工作，检查督促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
（四）加强对监所的监督；
（五）及时受理控告、申诉和处理来信来访，缓解、疏导社会矛盾。
第十二条 审判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
（二）及时审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做好告诉申诉和执行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
（四）结合办案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有关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消除各种治安隐患；
（五）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工作，教育、感化、挽救犯罪青少年；
（六）做好减刑、假释工作和缓刑人员的考查、教育工作。
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及时查处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做好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开展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化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三）加强对服刑、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提高改造质量，减少重新犯罪；
（四）做好公证、律师管理工作，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纠纷。
（五）协调、督促乡镇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第十五条 司法机关对于公民的控告和检举，必须及时受理，不得推诿。对不属于本部门办理的控告和检举，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受移送的机关必须认真办理。
第四章 社会责任
第十六条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内部治安防范措施，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所属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预防违法犯罪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十七条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结合自身业务工作，参与并督促其下属单位和管理对象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可能引发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纠纷、事故及其它隐患，必须及时妥善处理，并协助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八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校风校纪建设，配合社会、家庭对学生的校外活动进行管理、引导，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
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应抓好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指导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及时调处行政区划和边界纠纷，做好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的工作。
第二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集贸市场的治安防范和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配合公安机关加强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
第二十一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劳务市场和外来求职人员的管理，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就业进行指导和帮助。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避免矛盾激化。
第二十二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与有关部门配合，加强医药市场和医疗秩序的管理，依法管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组织做好吸毒人员的治疗、康复工作和性病、艾滋病的预防、检查、收治工作。
第二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监督建设单位将住宅建筑中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纳入住宅设计标准。
第二十四条 交通、铁路、民用航空部门应加强对车、船、飞机和车站、港口、机场的治安管理工作的领导，协同司法机关打击劫持人员、抢劫盗窃财物和货运物资、破坏交通设施等违法犯罪活动，查缉流窜犯罪分子，消除各种事故隐患，确保交通运输安全。
第二十五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部门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组织开展道德、纪律、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产品，鼓励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制止和取缔宣扬反动、淫秽、暴力、赌博及封建迷信的文学、美术、音乐、摄影、戏曲
等作品的出版、制作、销售和上演。
第二十六条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应宣传国家有关民族、宗教法规和政策，会同有关地区、部门、单位及时疏导、调解和处理民族、宗教纠纷。
第二十七条 国土、农业、林业、水电、化工和计划生育等行政执法部门应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及时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防止和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
第二十八条 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应组织、监督企业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二十九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员做好帮教工作。
第三十条 驻川部队和省内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开展军警民治安联防和军警民共建文明单位活动。人民武装部门应当组织民兵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第三十一条 精神文明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城市、文明片区、文明乡村等共建活动，倡导见义勇为和移风易俗，努力提高城乡人民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
第三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教育村民、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
（二）建立健全治安保卫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做好本辖区的治安防范工作，调解民间纠纷；
（三）协助司法机关查处辖区内发生的各种违法犯罪案件；
（四）协助司法机关对依法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监督、考查和教育；
（五）教育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
（六）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七）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监督执行。
第三十三条 家庭应正确处理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配合社会、学校对青少年子女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住所安全防范。
第三十四条 公民应当自觉遵纪守法，积极检举、揭发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有义务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
第五章 社会保障
第三十五条 鼓励和提倡向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见义勇为行为。
对公民因见义勇为负伤的，任何单位和公民都有救助的责任，医疗单位必须无条件及时进行抢救治疗。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建立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专项用于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救济。
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拨给和由单位、个人自愿捐助组成。其收支情况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七条 公民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牺牲的，由所在单位按因公牺牲对待；本人无工作单位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照因公牺牲的抚恤办法对其家属给予补助；符合烈士条件的，可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
属待遇。
第三十八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误工的，视同出勤；致伤致残的，职工由所在单位按因工伤残对待；无工作单位并符合评残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办理评残手续，按国家规定享受有关待遇。
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致残尚有工作能力的失业人员，各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优先妥善安置，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对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各用人单位应当优先招收、聘用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近亲属就业。
第三十九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营养费、误工补助费、交通费等，由加害的违法犯罪人员或其监护人承担。违法犯罪人员或其监护人无法承担的部份，负伤人员属单位职工的，由所在单位按因工负伤解决；负伤人员无工作单位或单位负担确有
困难的，由负伤人员户口所在地的县级财政解决。
第四十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救治、评残、困难补助、烈士申报等工作，由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督促有关部门办理。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表彰奖励；贡献突出的，由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推荐，报有关机关批准，给予记功、晋级或者授予荣誉称号：
（一）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检举揭发违法犯罪分子，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抢救和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及人民生命，事迹突出的；
（三）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或者安置、帮教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成绩显著的；
（四）调解民间纠纷成绩显著的；
（五）预防、制止刑事犯罪或者治安灾害事故成绩显著或者有突出贡献的；
（六）协助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特大案件的；
（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究成果被采纳，社会效果显著的；
（八）其他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重大贡献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在当年及第二年度内不得评为文明单位或者综合性先进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本部门、本单位治安面貌改变之前，不得评为先进、模范，不得晋级、晋职，并可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不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对公民、组织的报案不依法及时受理，对公民、组织要求人身财产保护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不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致使本部门、本单位治安问题突出，发生特大案件或者恶性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后果的；
（三）对本部门、本单位矛盾处理不力，导致矛盾激化，危害社会稳定的；
（四）发生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案件故意不报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
对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奖励的，由批准机关撤销其荣誉、奖励，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职责的单位，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督促其履行或者给予通报批评，对其主要负责人可向其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政纪处分的建议，上级主管机关可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政法干警、治安积极分子、见义勇为者、证人和检举人、揭发人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分别由所在单位、主管部门、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群防群治组织必须依法办事，接受社会监督，其成员有徇私舞弊、敲诈勒索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0月19日
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司法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修改，辩护制度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1）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2）辩护人的责任体现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3）改善辩护律师会见程序；（4）完善辩护人的阅卷权；（5）对追究辩护人刑事责任的侦查管辖权作出有利于对其人身安全保障的调整；（6）对辩护律师的涉案信息保密权作出了规定；（7）扩大法律援助适用的阶段和案件范围。但是，其中有些规定过于原则、模棱两可、存在矛盾，亟待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弥补，以有利于有关辩护制度规定的正确理解和实施。
一、凭“三证”会见问题
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通过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才能向其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才能为其开展有效辩护。为进一步落实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据此，除特别规定的三类案件外，辩护律师持“三证”可以直接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问题在于，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可能导致律师会见权无法顺利实现。根据原刑诉法的规定，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或其所在单位。而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只规定拘留、逮捕后应通知其家属，删除了原法规定的通知中包括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的内容。但在拘留、逮捕后不告知羁押场所的情况下，律师根本不知道其会见人关押在何处，只得向侦查机关了解羁押场所，而侦查机关则可借口法律无规定加以推脱。可见，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与第三十七条规定存在着不衔接、不协调之处，导致会见权难以保证实现。因此，需要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应当写明羁押的处所。律师无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中，也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二、会见时不被监听问题
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笔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三、侦查阶段辩护人是否享有取证权问题
新刑诉法尽管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地位，权利也有所扩大，但对其是否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法律规定比较模糊。新刑诉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是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列举式规定，其中没有明确规定有取证的权利。但是如果对“法律帮助”作广义的解释，也可以包含收集证据。另外，新刑诉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果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取证，显然不可能获得这三种证据并告知公、检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编著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释解与适用》（下称《释解与适用》）将“辩护人收集”解释为“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向辩护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以及辩护人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的证据材料”。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如果按照该条的前半句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可以收集证据的；但结合后半句规定“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而未提及向公安机关申请，这又似乎只限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如何解释以上这些模棱两可的规定，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按国际惯例，侦查阶段的律师是有取证权的。无论在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国家，律师在侦查阶段都有此权利。如在德国，辩护人有权自行调查，只不过他们没有强制取证权，只能以公民身份收集信息。应当看到，侦查阶段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犯罪的关键时刻，辩护律师如果随意取证，确实会对侦查人员带来一定的干扰。本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理念，应在司法解释中明确，一方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另一方面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取证权应该与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有所不同，要有所限制。考虑到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律师收集证据的权利可设定在其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因为在会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向辩护律师提供一些对其有利的证据线索，如果律师不及时收集，会丧失有利时机，影响其辩护活动的开展；同时，规定律师在会见之后才能开始收集证据，也留给侦查机关一个短期的时间单独开展证据调查、收集工作。
四、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问题
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完善。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据此，新刑诉法不仅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而且还将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延伸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这些改革将有利于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但是，从刑诉法实施的角度看，有的规定仍然不够具体明确。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定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是否包括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
对此，《释解与适用》将其适用的诉讼阶段解释为“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但是，对于其中“审判阶段”是仅指一审，还是也包括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也同样没有明确。笔者认为，这里的“审判阶段”应当包括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在内的全部审判程序。首先，从刑诉法的法典结构上看，新刑诉法第三编是“审判”，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等章。其次，由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都属于救济程序，更需要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就未成年人案件而言，由于不适用死刑，法定法律援助适用的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其适用的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上述案件应该不会有争议。
但是，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定法律援助是否适用二审以及死刑复核程序，就可能存在异议。笔者认为，就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一审程序毫无疑问应当适用，而且二审也应适用，因为二审的裁判结果既可能改判，但也可能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对于死刑案件，不仅一审和二审适用，死刑复核程序阶段也应当适用，因为在该阶段既可能不予核准死刑，也可能核准死刑。而且，新刑诉法第二百四十条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因此，如果死刑复核阶段的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律师，人民法院又没有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那么谈何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和意见。死刑案件人命关天，程序上的人权保障应该达到最高的程度。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在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任何阶段，被告人都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死刑复核程序适用法律援助制度。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曾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