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子证据收集的三个认知误区
董杜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摘要：电子证据的收集突破了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限制；证据法律的真空给学理解释、司法解释乃至任意解释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致使在电子证据收集的各种“解释”中，形成三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希望将来制定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时，能够对相关的认知误区有所反思，进而更多地关注计算机和法律的互动关系，不要让证据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
关键词：电子证据 收集 认知误区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要围绕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展开。”①既然没有证据的支持可以导致诉讼主张的不成立，那么收集到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是诉讼胜诉的根本保证。诉讼实践中出现的“有理的官司打输了，没理的官司却打赢了”的情形，固然有审判不公、当事人主张不利、诉讼代理人代理失误等诸多原因，但是不容否认，没有收集到适格的证据是丧失诉讼主动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地说，传统的证据类型在证据法中的收集规则比较完善，这是多年的证据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检验的结果。然而，“芯片”的产生，宣告了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变革，突破了信息固定与传递的传统模式，进而改变了信息取得的方式、买卖的方式、交易和交往的方式，这就对“被动”和“深思熟虑”的法律性格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电子证据的收集也突破了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限制；证据法律的真空给学理解释、司法解释乃至任意解释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致使在电子证据收集的各种“解释”中，形成三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
一、 循传统论
有观点认为，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而法律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只要遵循传统法律的精神即可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其实，这种看法只能勉强应对网络与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的状况。加拿大法律教授大卫·约翰斯顿早在1968年的《计算机与法律》中就已做了法律这个老瓶装技术这个新酒的尝试。在1995年，他与桑尼（安大略的律师）在第一次合作出书时，已经认识到数字时代的商业给法治带来的种种难题，其中很多难题是传统法律所无法解释的。②在我国法律目前可接受的证据清单中，并没有电子证据的一席之地；但是电子证据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产物，早已体现出与传统证据不同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在电子证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传统的证据收集方法总是差强人意，甚至完全不能套用。为了说明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局限性，需要对原有的搜集方法进行分析：
就书证、物证、视听材料等证据而言，可以通过固定、提取原件、原物等形式收集，确有困难时可以通过复制、抄录、拍照等手段来收集，这使得司法机关通过勘验、搜查、调查、扣押等途径搜集传统证据时的技术难度并不太大。电子证据则有所不同，它是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数据。复合性、高科技性和无形性塑造了电子证据的独特存在形式；事情还不止于此，电子证据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磁性介质，具有易改动、易出差错、易泄露等特征；这也使得电子证据的收集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保障。鉴于电子证据使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存储以及信息呈现形式多样化，导致传统的证据收集手段很难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电子证据的存储地点亦不易察觉，它可能存在于某台计算机或外围存储设备之中，也可能在网络上的某台或数台服务器中，数据可以被隐藏或加密，这就造成了电子证据提取方面的困难；③即便发现电子证据，也不能贸然对数据进行Copy和导出，电子证据的来源是否可靠往往成为大费脑筋的事。硬件损坏、误操作乃至病毒和黑客的袭扰甚至会造成电子证据的毁损灭失。传统的证据收集手段无法应对这样的情势。正因为如此，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电脑罪案组侦缉总督察陈国雄出席一项研讨会时表示，电子商贸在香港正逐步发展，而搜集电子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时的确存在问题及危机。④因此警方及廉政公署正与科技大学合作，以确立搜集电子证据的标准程序。
既然司法机关在电子证据的收集上遇到如此的困难，当事人更是不能幸免。由于证据的取得要遵循合法、自愿、真实的原则，当事人不能利用公力手段“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来获取电子证据，同时对他人收集到的电子证据是否为原初状态亦难提出有力之抗辩。即便获取相应的电子证据，也必须借助于具有一定软硬件配置的计算机来呈现；打印成书面形式往往备受争议，因为传统的书证审查方法无法断定该份证据的真伪。
由于计算机及其网络大行其道，网上购物、网上挂号、网上咨询、网上订票、网上通讯等电子商务行为的促动，证据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互无“真迹”的计算机数据存储及网际传输把电子证据这一概念推向证据舞台并非人为炒作。在证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即便把电子证据暂时归入书证或视听材料来处理，也不能忽视其收集方式的特殊性。为避免证据学研究在信息技术进步过程中陷入“马太效应”，惟有突破传统的局限，抢占制高点，注重与高新技术的“联姻”，才能大胆采用新的研究思路制定出电子证据的有效收集规则。
二、唯公证论
由于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风险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电子证据在生成、存储、传递和提取过程中的可靠性、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对电子证据可信度予以“高标准，严要求”的理念，虽然可以表明电子证据不同于以往的证据规则，是一种全新的证据类型，但是也使得电子证据究竟如何收集面临诸多责难。为了确保电子证据具备无可指责的法律效力，致使当前的司法实践不得不更多的依托于公证的帮助。
其实公证活动早在古罗马奴隶制时代就开始了，无论是“诺达里”还是“达比伦”，都为公证制度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现代以来，公证的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公证本身具有使法律行为生效的效力、具有作为证据的效力、被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合同、收养、继承、委托、身份等关系往往借助于公证形式获得法律强有力的保障。⑤公证要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毋庸讳言，由于电子证据不易保存和提取，对电子证据办理保全公证无疑是目前较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本人仍要对“唯公证论”表达如下看法：
首先，电子证据是高科技的产物，它产生于计算机及其网络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中，采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表示；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不可抵赖性受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所依存的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很大，需要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确定。⑥在一定意义上说，通过电子数据的中转存证解决电子数据的不确定性问题，才能使电子证据的不可抵赖程度大为提高。传统的公证手段还不能在技术层面拥有如此神通。也就是说，公证人员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对电子证据进行保全公证，就有可能让人质疑公证的事实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否真的相符。
其次，“唯公证论”与法理不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如果承认公证是电子证据收集的唯一选择，是否意味着免除了知道案情的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作证义务？如果将当事人收集到的电子证据简单地以未公证为由否认其效力，就会让人有理由相信对电子证据采用的是不同于传统证据的歧视性标准。既然电子证据的收集可以用公证的方式进行，那么律师见证、证人证言（包括中转存证机构提交的相关电子数据、ICP的证言）甚至司法机关主动收集等方式也是值得采纳的。以电子证据容易被伪造、篡改且难留变动痕迹为由就对其收集进行歧视性规定有欠妥当。
再次，从成本角度来考量，公证方式并不经济，反而有些“贵族化”； 就收集电子证据而言，采用公证的方式往往比采用其他方式付出更高的举证代价。⑦将低成本、高效率的电子信息资源获取与相对高成本、低效率的公证行为相结合，作为电子证据取得的唯一有效途径，不仅让电子证据走上神坛，还可能对对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构成实质性伤害。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收集作出法律规定时，“我们绝不能无视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
三、 自由收集论
“自由收集论”主张对电子证据的收集不应进行过多的限制，完全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证据法那样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事实上，将电子证据无论归入传统证据类型，还是作为全新证据类型看待，都不能抹杀电子证据在固定和提取过程中的特殊性。由于电子证据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原件，其源代码往往令非专业人士无法识别，普通人只能看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当电子证据以其直观、生动、完整地反映案件事实的时候，往往使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疑问，这也是当前法院为何在乏范状态下不敢对其轻易采信的重要原因。如果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那么这种不信任感会更加强烈。
首先，电子证据收集的技术因素对“自由收集”构成障碍，电子证据的存放地点与众不同，它在计算机的硬盘或者外围存储设备，乃至网络服务器中是以电子数据的面目出现的；且不论硬件损坏或误操作，单是数据的加密、隐藏以及计算机病毒、黑客的袭扰就可能使电子证据的固定和提取变得非常困难。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和识别，整个收集过程将变得难以操作。电子证据的易改动性给证据采信带来较高的风险，因此数据签名、身份验证、灾难恢复、防病毒、防黑客入侵等安全机制理所当然地成为考量因素。“自由收集”尽管成本较低，却因为在安全机制上存疑，仍然难以给诉讼以有力支持。
其次，电子证据的收集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律因素的制约；即便是传统的书证、物证、视听材料、证人证言等也是要受到证据提取规则的限制，电子证据的收集也要遵循证据提取的基本法律原则。我们不能因为电子证据方面的法律出现真空，就对电子证据的收集采用随意的态度，人为增加电子证据被采用的难度。在乏范状态下，仍应对合法性原则予以必要的尊重；至于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为电子证据这种新型证据的有效收集提供了总体的判明标准。例如，从事电子商务的有关组织和个人如果能将约定传输的计算机数据资料交于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中转存证无疑方便了电子证据的收集，而且使电子证据更容易被各方接受。当然，这里的第三方并不应该仅限于传统的公证机构。
结语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计算机和网络大行其道，并不只是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交易平台，甚至影响到人类的日常学习、工作乃至娱乐的方式。因此，并不仅仅是电子商务纠纷，即便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只要当事人需要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相关数据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也会涉及到电子证据的收集问题。换个角度来理解，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学科综合趋势已经扩展到人类生活实践当中，至少我们可以承认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与证据法律的应用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基础建设还很薄弱，法律、管理以及计算机专业知识的普及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才促使我们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制定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就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而言，乏范状态是暂时的。希望将来制定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时，能够对相关的认知误区有所反思，进而更多地关注计算机和法律的互动关系，不要让证据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① 《律师证据实务》，秦甫等编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② 《在线游戏规则——网络时代的11个法律问题》[加]大卫·约翰斯顿等著，张明澍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③ 《对电子证据的法律研究》，收录于《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论文集》
④ 《香港设立83名“网上警察”专责调查电脑罪案》，载自《电脑报》1999年11月12日
⑤ 《公证与律师制度》，陈光中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⑥ 《电子商务安全与社会环境》，芮廷先等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⑦ 《电子证据呼唤“国民待遇” 》，白而强著，载于
http：//www.Sinolaw.net.cn/wszh/wangcong/brc/brcy65.htm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的若干规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7号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的若干规定》已由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9月27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9月27日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的若干规定
2013年9月27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为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的要求，进一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中共辽宁省委转发〈中共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意见〉的通知》、《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若干意见》精神，现就加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作出如下规定：
1．各级国家机关应高度重视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工作职责和要求，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用、密切党和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密切程度直接关系着人大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工作质量，直接关系着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切实加强对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的组织指导，积极组织人大代表深入基层，深入人民群众，依法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执法检查等活动；建立代表联系群众的登记制度；切实加强对有关国家机关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的监督，努力激发人大代表履职热情，充分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有关机关应切实把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作为推进民主、接受监督、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增强工作实效，努力提高问题解决率，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更好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2．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要加强与原选区选民的联系。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的照片、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要在原选区街道、社区、乡镇、村屯固定公共场所向选民公布。街道（社区）、乡镇要确定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定期安排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接待选民，接待选民的时间、地点和人大代表姓名要提前公布。根据代表工作的需要，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也可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上级人大代表的联系。
3．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要加强与原选举单位的联系，同时积极参加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活动。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要首先联系原选举单位一定数量或一定区域的人大代表，保证人民群众诉求向各级国家机关传达渠道的畅通，联络方式要向原选举单位人大代表公布。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既要编入本级人大代表小组，也可根据工作需要编入下级人大代表小组。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要按照原选举单位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参加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开展的联系选民和人民群众活动，并负责所分工联系的人大代表委托的议案及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研究、提出和跟踪督办等工作。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还要通过接待选民、走访、座谈等形式直接联系人民群众。
4．健全完善对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过程中所收集问题的分级反映、处理、落实、反馈机制。需要本级国家机关及组织研究处理的问题，人大代表可以依法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需要上级国家机关处理的问题可以在征求上级人大代表意见后由上级人大代表依法提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机制要与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机制有效衔接，形成合力，保证相关问题得到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向人民群众反馈。
5．加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保障。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的要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设置，加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力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为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必要条件。乡镇、街道人大工作机构承担着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具体工作，应加强领导力量，配齐专职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所在单位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人大代表联系原选区选民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给予时间保障，其享受的工资、奖金和其他待遇不受影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定期向人大代表通报工作情况，及时向人大代表提供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及与人民生活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信息资料，确保人大代表的知情知政权。
6．加强“代表之家”建设，并将其作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接待选民的主要窗口。要坚持面向基层的原则，注意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代表小组的建设，要总结完善“代表之家”等活动的经验与做法，将“代表之家”作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接待选民的主要载体。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的“代表之家”一般要建立在街道、乡镇、社区和村委会办公场所，长期固定；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代表之家”设立地点也要便于开展活动，可以设立在街道、乡镇、社区办公场所，也可设立在人大代表工作单位等其他场所；各级人大代表实行混合编组的，也可以共同建立“代表之家”。“代表之家”要有明确标识，并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代表之家”所需经费财政部门应予支持。
7．积极探索完善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机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定期组织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积极探索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述职的方式；积极探索履职不合格人大代表的诫勉和退出机制；定期将本级人大代表履职情况向本级人大代表、代表原选举单位、人大代表所在单位等有关方面通报。人大代表述职时要专门报告联系选民、选举单位的情况。
8．积极探索完善对人大代表的激励机制。要认真总结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对优秀代表小组、优秀“代表之家”、优秀代表议案建议的办理单位进行表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应关心人大代表，帮助人大代表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增强人大代表的归属感，激发其责任感、使命感；对敢于揭短、敢于碰硬、敢说真话的人大代表要积极鼓励、依法保护；加大对人大代表职责、人大代表作用、人大代表履职事迹特别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事迹的宣传，积极营造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良好社会氛围。
9．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的作用。要及时对人大代表议案及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汇总分析，查找工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要积极探索运用现代传媒等方式联系人大代表的方法，建立联系人大代表的现代信息平台，及时快速地向人大代表发布政情信息、工作要求，及时接收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实现各级国家机关与人大代表快速便捷的双向沟通。
10．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建立和完善各项联系人大代表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分工联系选举单位和人大代表、代表小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完善人大代表接待日制度、走访人大代表制度、代表列席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常委会会议制度、代表参加常委会履职活动制度等。在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大代表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大代表，要主动联系人民群众，模范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切实发挥表率作用。
11．各级人大代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投身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各级人大代表要强化职务意识、代表意识、责任意识、民生意识，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人民群众，深化联系群众内容，丰富联系群众方式，积极了解、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主动宣传、推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贯彻和执行，努力做到识民情、知民意、解民忧、化民怨。要将联系人民群众与执行人大代表职务紧密联系，与人大依法行使职权有效衔接，善于从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中，抓住主要矛盾和问题，综合运用审议、询问、提出议案建议等工作方式，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分层分类推进问题的解决，不断提高联系人民群众的实效。要把依法执行人大代表职务与从事个人职业活动区别开来，不借执行人大代表职务进行个人的职业活动，不接受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出资赞助。对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不对外泄露。人大代表个人不得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