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补偿协定（日元贷款和担保协定）（浙江电力发展项目）
中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补偿协定
（日元贷款和担保协定）（浙江电力发展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中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世界银行”）于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８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Ａ）世界银行同意按照中国与世界银行签订的一项贷款协定（下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向中国提供一笔包括多种货币的、本金总额相当于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的贷款。以资助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附件２中所述的项目（下称“项目”）。
（Ｂ）根据作为借款人的中国与作为部分担保人的世界银行、作为安排行和主经理行的美洲银行、富士银行、大和海外财务公司、日本农林中央金库和韩国第一银行，作为联合主经理行的日本旭日银行、第一劝业银行、长期信贷银行、住友信托金融公司和东海银行，作为经理行的日本山口银行，作为代理行的日本富士银行以及作为贷款人而列出的金融机构（下称“美元贷款人”）之间签订的一项《贷款与担保协定》（下称“美元贷款协定”），美元贷款人同意向中国提供一笔本金总额为一亿美元（ＵＳＤ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下称“美元贷款”），用以资助本项目的一部分；
（Ｃ）根据作为借款人的中国与作为部分担保人的世界银行、作为贷款人而列出的金融机构（下称“日元贷款人”），作为主经理行的日本安田海上火灾保险公司，作为经理行的日本朝日相互生命保险公司和全信连银行，以及作为代理行的日本富士银行（下称“代理行”）之间签订的另一项《贷款与担保协定》（下称“日元贷款协定”），日元贷款人同意向中国提供一笔本金总额为五十亿日元（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日元）的贷款（下称“日元贷款”），用以资助本项目的一部分；
（Ｄ）根据中国的请求以及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世界银行同意按照日元贷款协定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为日元贷款部分本金的偿还提供担保（下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
（Ｅ）世界银行只同意在下述条件下提供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即中国同意及时向世界银行偿还由世界银行付出的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直接或间接相关或由其而产生的一切支出款项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诸如此类的其他义务，以及
（Ｆ）考虑到世界银行签署了日元贷款协定并提供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中国同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对世界银行的一定的义务。
本协定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１．０１节 世界银行于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的《贷款与担保协定通则》（下称“《通则》”），是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但需对其内容作如下修改：
（ａ）《通则》中无论何处所使用的“借款人”或“担保人”一词，均系指中国；
（ｂ）《通则》中无论何处使用的“贷款”一词，除了在２．０１节（１２）段、８．０１节和９．０３节中意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并包括根据本协定应付出的任何其他款项外，均系指日元贷款（按此定义解释）；
（ｃ）《通则》中无论何处使用的“贷款协定”和“担保协定”一词，除了在９．０１节（ａ）和（ｂ）以及９．０７节（ａ）和（ｃ）中意指本协定和日元贷款协定（按此定义解释）外，均系指本协定；
（ｄ）《通则》中无论何处使用的“项目”一词，均系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附件２中所述的浙江电力发展项目；
（ｅ）《通则》第２．０１节中的（３）、（４）、（５）、（６）、（７）、（１０）、（１１）、（１５）和（２０）、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９．０７节（ｃ）第一句中的“但无论如何不得晚于截止日或世界银行和借款人为此目的而协商同意的该更晚日期后六个月，”、第１０．０２节中开始句“除６．０７节所述外，”以及第十二条予以删除。
１．０２节 本协定中使用的若干词汇，除非另有解释或上下文另有要求，其词义在本协定序言和《通则》（需作上述修改）中均有其相应的解释，下列新增词汇，则具有以下词义：
（ａ）“代理行”，“工作日”，“提款日”，“担保解除日”和“贷款人”与日元贷款协定中所描述的定义相同，
（ｂ）“合格支出”，系指就项目所需货物和服务的合理费用所作的，并将由日元贷款资金中支付的支出。
（ｃ）“担保费支付日”系指连续三十（３０）个每半年出现一次的提款日的半周年和周年日，第一个担保费支付日是提款日后半周年之日，而第三十（３０）个担保费支付日即最后一个担保费支付日是提款日的三十周年日；条件是，如果由于日历月份的长度不同，该提款日在相应的月份没有对应的半周年或周年日，则该担保费支付日落在该相应月份的最后一日，并且进一步地如果该日为非工作日，在该担保费支付日为下一个紧随的工作日，除非该紧随的工作日落入下一个日历月份，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担保费支付日则为紧靠该月份最后一日的前一工作日。
（ｄ）“担保费期”系指起始于提款日而终止于第一个担保费支付日的期间。并且每一个随后的接续期间起始于前一担保费支付日次日而终止于下一个接续的担保费支付日。
（ｅ）“项目协定”系指为执行本项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浙江省电力公司已签署或将要签署的协定。
（ｆ）“项目受益人”或“电力公司”，系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组织和经营的一家国有企业，即浙江省电力公司。
（ｇ）“专用存款帐户”，系指本协定３．０２节（ａ）中提及的帐户。
（ｈ）“日元”，系指日本法定货币。
第二条 中国对世界银行的补偿、担保费
２．０１节 鉴于世界银行提供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中国因此（ａ）同意按照世界银行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偿付任何款项的付款需要或世界银行为付款而另行发出的指令，及时以世界银行所付货币币种向世界银行偿付相应款项，或者当世界银行需以其他货币购买付款所需的货币时，以这种其他货币向世界银行偿付，包括按照世界银行就该种货币规定的年率计算的利息。－－该利率应是世界银行此种货币的现行借款成本加上从世界银行付款日到该笔款项偿还给世界银行时止的适用的利差，（ｂ）同意应世界银行的要求补偿或豁免其所遭受或承担的、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直接或间接相关或由其所引起的所有程序、诉讼、义务、索赔、损失、损害、费用和开支；（ｃ）不可撤消地授权世界银行遵循任何要求并偿付可能是到期或索赔或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应由世界银行承担的款项（世界银行应将这种要求通知中国。但在未发出任何这种通知的情况下，也绝对不能影响世界银行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支付款项的义务或中国根据本协定向世界银行偿付款项或进行补偿的义务），并同意，调查了解任何这类要求是否真实正确或所付款项是否真的是到期款、或者中国和代理行或日元贷款人之间是否存在争议，不属于世界银行必须承担的义务；（ｄ）同意在无任何清单不全和实质性错误时，对于中国和世界银行来说，任何此类要求或付款应是最终的证据。说明要求已正式提出且／或所付款项是到期款项。
２．０２节 （ａ）世界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不推卸、修改或另行影响本协定和日元贷款协定以及任何相关协定或法律所产生或赋予世界银行的任何权利、权力和补救措施的情况下：（ｉ）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的扩大或变动提供或同意或签署任何协定，或（ｉｉ）提供或给予或同意给予可以偿付世界银行已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支付的款项的任何其他人以任何宽限时间或其他付款延期。
（ｂ）本协定赋予给世界银行的任何权利应是独立外加的，不能代替或削减世界银行的任何其他权利，即世界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中国或任何其他人那里寻求对其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进行的付款或产生的责任的偿付或补偿。
（ｃ）在采取步骤履行本协定赋予世界银行的任何权利或运用本协定和日元贷款协定以及任何相关协定或法律赋予世界银行的任何权利、权力和补救措施之前。世界银行不应承担以下义务：（ｉ）针对任何其他人（包括向世界银行偿付其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付出的款项金额的人）在任何法院提起诉讼或寻求裁决；或（ｉｉ）行使或寻求行使可能是针对中国的任何其他权利或其针对任何其他人的权利。
２．０３节 根据本协定条款由中国进行的任何所要求的付款应该：
（ａ）按照世界银行合理要求的付款地址支付；
（ｂ）以适用于进行这种支付且适用于影响世界银行帐户－－该帐户有一个世界银行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保管人－－的这类货币存款的法律所允许的方式以及以此种方式所获得的货币进行支付；
（ｃ）不受中国所施加的或中国领土上发生的任何种类的任何限制；
（ｄ）优先支付应付世界银行的所有利息和其他费用，然后支付所有到期本金。
２．０４节 鉴于世界银行提供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中国按照本协定附录所阐明的支付时间表在每一担保费支付日支付终止于该日元的担保费期的担保费，条件是，在下列情况下：（ｉ）（ａ）在提款日任一部分的日元贷款尚未被提取，或（ｂ）某部分日元贷款已被提前偿还，适用于该未提贷款或已提前偿还日元贷款的担保费须在本协定附录中所阐明的相应担保费期按比例减少，或（ｉｉ）任一贷款人依据日元贷款３．０８条款行使担保解除选择权，适用于该已解除担保款项的担保费须在本协定附录中所阐明的相应担保费期按比例减少，减少额按照日元贷款协定３．０８条款中公式计算得出。这些担保费的减少适用于其后所有接续的担保费支付，直到日元贷款贷款期结束。如）任一贷款人依据日元贷款３．０８条款行使担保解除选择权，则在该担保解除日之后适用于该已解除担保款项的担保费须按照日元贷款３．０８条款的规定通过代理行向该贷款人支付。
第三条 其他约文
３．０１节 中国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附件２”中规定的项目目标作出承诺。为此，中国应不受制于或不局限于本协定或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中规定其应承担的任何其他义务，促使电力公司根据项目协定履行其应承担的一切义务，并应进行或促使进行一切必要的或适当的活动，包括提供资金、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以使电力公司能履行这些义务，不应进行或允许进行任何妨碍或干扰履行这些义务的活动。
３．０２节 日元贷款的目的是为项目下的合格支出提供部分资金。为此，中国应：（ａ）一收到日元贷款资金，就将其存入中国专为实现项目目标而开设使用的一个专用存款帐户；（ｂ）为实现项目目标，根据世界银行满意的转贷安排使电力公司获得日元贷款资金。专用存款帐户应在一家使世界银行满意的银行并以世界银行满意的条款和条件开设，包括适当的防止抵免、没收或扣押的措施。
３．０３节 （ａ）中国应只将存入专用存款帐户的日元贷款资金支付给项目受益人，以用于实际发生、但不以世界银行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提供的资金来支付的合格支出。且这种使用应以世界银行同意的方式进行。
（ｂ）对于由中国从专用存款帐户中所作的每一笔支付，中国应在世界银行提出合理要求时，向世界银行提供表明此项日元贷款资金的支付完全属于合格支出的这类文件和其他证明材料。
（ｃ）如果世界银行在任何时候确定，任何一笔由专用存款帐户所作的支付未用于任何一笔合格支出。或者提供给世界银行的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为合格时，中国应在接到世界银行通知时，及时地往该付款帐户中存款（或者，如果中国不能或难以这样做，则根据日元贷款协定的条款提前偿还给管理日元贷款人帐户的代理行），其存款金额相当于该笔已支付的金额或该笔支付中不合格或不能核实的部分金额，此后所作的任何这类的存款均应用于本协定３．０２节中所述之目的。
（ｄ）如果世界银行在任何时候确定，专用存款帐户中任何未使用的款项将不再需要用于支付以后的合格支出时，借款人应在接到世界银行的通知后，根据日元贷款协定的条款将该笔未支付使用的款项提前偿还给管理日元贷款人帐户的代理行。
３．０４节 中国应保证（ａ）项目所需的并且将由日元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和服务应以合理的价格进行采购，并且还应考虑其他有关因素，如交货时间、货物的效率和可靠性、维修设施和零备件的可获得性，在聘请咨询服务时，还应考虑服务的质量以及承担服务者的能力；（ｂ）这些货物和服务应完全用于项目的实施。
３．０５节 中国应（ａ）由世界银行可以接受的独立的审计师，按照一贯运用的适当的审计原则，对每一中国财政年度的专用存款帐户进行审计，（ｂ）尽快，但在任何情况下最迟不晚于每一财政年度终止后的六个月，向世界银行提供（ｉ）上述该年度经过审计的帐目副本，以及（ｉｉ）由前述审计师们按照世界银行合理要求的范围及详细程度所作的这类审计报告，（ｃ）当世界银行随时提出合理要求时，向世界银行提供关于上述帐户以及对其所作的审计的其他资料。
３．０６节 世界银行与中国因此同意，电力公司应根据项目协定第２．０３节，针对项目来履行《通则》第９．０４节、９．０５节、９．０６节、９．０７节、９．０８节和９．０９节中所规定的义务（分别涉及保险、货物和服务的使用、计划和进度表、记录和报告、维修及土地征用等）。
第四条 世界银行的补救措施
４．０１节 如果中国未能根据本协定向世界银行偿付其应付款项或未能履行本协定所规定的任何义务，且这种情况持续存在，世界银行可以在通知中国后全部或部分取消或中止中国根据（ａ）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以及（ｂ）中国和世界银行签订的任何其他贷款或信贷协定提款的权力。
第五条 生效日期
５．０１节 本协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第六条 其它规定
６．０１节 根据《通则》１１．０７节之规定，中国财政部长被指定为中国的代表。
６．０２节 根据上述６．０１节之规定，特列明以下地址：
中国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１００８２０
三里河 财政部
电报挂号： 电传：
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世界银行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 电传：
ＩＮＴＢＡＦＲＡＤ ４４００９８（ＩＴ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或
６４１４５（ＷＵＩ）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本协定开始所述的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本协定以各自的名义予以签署，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
经授权代表 及金融咨询服务副行长
金人庆 福井博夫
附录
担保费期 担保费（日元）
１ １，５７５，３３６
２ １，６１４，７２０
３ １，６５５，０８７
４ １，６９６，４６５
５ １，７３８，８７６
６ １，７８２，３４８
７ １，８２６，９０７
８ １，８７２，５８０
９ １，９１９，３９４
１０ １，９６７，３７９
１１ ２，０１６，５６３
１２ ２，０６６，９７７
１３ ２，１１８，６５２
１４ ２，１７１，６１８
１５ ２，２２５，９０９
１６ ２，２８１，５５６
１７ ２，３３８，５９５
１８ ２，３９７，０６０
１９ ２，４５６，９８７
２０ ２，５１８，４１１
２１ ２，５８１，３７２
２２ ２，６４５，９０６
２３ ２，３８０，９５２
２４ ２，０８３，３３３
２５ １，７８５，７１４
２６ １，４８８，０９５
２７ １，１９０，４７６
２８ ８９２，８５７
２９ ５９５，２３８
３０ ２９７，６１９
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
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王晓辉
内容提要：本文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和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入手，对无被害人犯罪的含义进行了辨析。认为对于无被害人犯罪存在着非犯罪化和犯罪化的两种刑事立法政策。犯罪学上所研究的无被害人犯罪一般在于通过对该类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存在的原因进而加以预防，甚至根据社会发展和法秩序的需要，将其纳入到刑法规范中来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文则具体就安乐死问题探讨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的政策倾向。通过对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的讨论，认为应该将安乐死这类无被害人犯罪从刑法规范中剔除出。尽管现实中存在很多困难和技术难题，但笔者还是试着对安乐死非犯罪化进行了制度建构和程序设计。
关键词：无被害人犯罪 安乐死 非犯罪化
一、 刑法学与犯罪学关系：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前提
所谓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基于行为人的自愿和彼此双方同意进行的犯罪。 也有人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在刑事案件中缺少被害人的犯罪，即无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其就不能成为刑事案件。
上述定义都表明了无被害人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的基本特征即没有被害人。但对该“犯罪”的属性并不明确。而要研究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问题必须要对“犯罪”的性质作以澄清。虽然犯罪作为刑法学和犯罪学共同研究的客体，但“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具有较大的不同”。 刑法学和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不同使二者在犯罪概念上得以区分。犯罪概念的提出着眼于两个大的方面，即规范（法律）和事实（实体）层面。犯罪学是规范性学科，其将犯罪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触犯刑法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而犯罪学上的犯罪是自成体系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独立的客观存在。 可见，犯罪学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其研究对象还包括社会中其他被作为否定评价的现象，诸如反社会行为、酗酒、滥用毒品以及无家可归等。在刑事违法性上，“刑法学犯罪概念中的‘违法性’要素，在犯罪学犯罪概念中，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存在的”。 而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正是基于二者在该点上的区别提出的。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分别代表了刑事立法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扩张还是缩小刑法干预范围。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表明该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的“当然性”，在犯罪学中就表现为刑法中规定某种行为的“应然性”，即是否应当赋予某种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而将其纳入到刑法学视野范围成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即是对于已经存在刑法中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犯罪行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具备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将其从刑法规范中剔除，不在对其进行刑罚处罚。至于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根据则在于两者在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基础上。
由此可见，无被害人“犯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另一种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因当事人相互间的合意，纵使是属于犯罪或偏差行为，当事人均不会对此等行为，向执法机关投诉」。至于若从刑法的观点而言，则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犯罪行为不会造成法益侵害（包含个人、社会、国家法益）或法益危危险；换言之，乃指无明显法益保护的犯罪而言。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就是分别就犯罪学和刑法学上的犯罪而言。犯罪化之“犯罪”即是刑法意义的犯罪。刑法上的犯罪作为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产物，仅仅是对在此前已经实际存在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法律确认，在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顺序上，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犯罪学上的犯罪）是先于刑法定义的出现而存在的，即先有实质（事实性）犯罪，后才有对实质（事实性）犯罪的刑法确认（法定犯罪）。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原来被规定在刑法规范中的犯罪行为不再具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而应从刑法中剔除去。因此，虽然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并不能由此抹杀刑法学上和犯罪学的联系，正如耶赛克所言：“没有犯罪学的刑法是个瞎子，没有刑法学的犯罪学是无边无际的犯罪学。”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则正好反映了犯罪学和刑法学在犯罪圈扩展或紧缩的关系。
无被害人犯罪的范围常见可分为以下几种：（1）性犯罪，包括通奸、同性恋、卖淫、婚前性行为、色情文学等；（2）赌博；（3）吸食毒品；（4）“安乐死”；（5）自杀；（6）堕胎或避孕；（7）流浪；（8）高利贷；（9）公开酗酒，等等。但无被害人犯罪的范围总是随着政治和经济制度不断发展中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没有始终如有的和符合逻辑地运用某种特定的道德或其他标准来决定社会中哪些无被害人犯罪的行为或不应该被犯罪化。从各国刑法发展来看，对无被害人的不道德行为或越轨行为予以非犯罪化和轻刑化是基本趋势。较之国外立法，我国规定的无被害人犯罪很少，刑法仅对赌博、高利贷、“安乐死”等少数行为作了规定。因此，无被害人犯罪主要是作为一个犯罪学概念提出的。 犯罪学上所研究的无被害人犯罪一般在于通过对该类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存在的原因进而加以预防，甚至根据社会发展和法秩序的需要，将其纳入到刑法规范中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尽管我国刑法对少数无被害人犯罪作了规定，如我国现行刑法对“安乐死”行为一般按杀人罪处理，但这并不表明其规定符合人们的观念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本文将转换对无被害人犯罪研究的视角，以安乐死为例研究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
欧洲委员会在1980年推出了一个指导各国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的非常著名的《非犯罪化报告》，这样一个报告对于战后欧洲的非犯罪化有着重大影响的。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欧洲很多国家在战后相继废除了同性恋、堕胎、赌博、药物滥用等等过去的刑法规定。在这个过程当中，荷兰是后来居上的，荷兰人以一些令人咋舌的前卫或者务实精神，不仅积极推动卖淫、同性恋、吸毒等这样一些行为的非犯罪化，而且率先通过立法把安乐死非犯罪化了。
二、 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
安乐死是由于得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所引起的剧烈痛苦，并且是基于即将死亡的人的真诚请求，是基于人道的考虑而提前人为地结束他的生命，这是安乐死的一般定义。围绕安乐死的争论还在广泛的进行着，但安乐死的实践一直都在悄悄进行着。
在我国，安乐死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有人主张推动安乐死，也有人在实践安乐死，也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认为，我国在安乐死的问题上所进行的讨论，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我们一直就在讨论安乐死是否合法化，抽象一点讲，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个人自由，抽象的人权保护，抽象的个人自觉，从这些立场出发，安乐死当然有它的道理，有它伦理上的合理性，但是要是顾及现实，贸然把安乐死合法化可能隐藏着相当大的法律威胁，削弱对生命权的保护，可能为合法的谋杀提供一些借口，这些担忧应当说都是在情理之中的。所以我们说反对安乐死，主张把安乐死仍然作犯罪处理是有道理的。但是，主张安乐死在法理上、在伦理上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在安乐死是否合法化的层面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不从是否合法化的角度考虑，而是从是否非犯罪化的角度来考虑。
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 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1、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对安乐死作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作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地死去还是痛苦地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地活着。就像贝卡利亚在谈到自杀时反问道：“为什么要担心对自杀者必然地不予处罚会对人们造成什么影响呢？害怕痛苦的人都遵守法律，但是，死亡却消除了人们体内一切产生痛苦的源泉。因而有什么力量能使自杀者停下他那绝望的双手呢？”
2、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
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作出评价。我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而对意志自由的认可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的肯定，是对个人的一种满足。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意志自由的要求也更加强烈。《世界人权宣言》也确认“人人享有言论、信仰、免于忧惧、免于贫困四大自由”。可以说，病患者在濒临死亡时选择安乐死正是其对“免于忧惧”自由的渴望。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作斗争，实际上是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作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 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成立。张明楷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 但张教授同时认为生命属于超个人法益，不是自己可以随意处分的。但我以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3、从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已然之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统一。据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其存在反抗程度上即量上的差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社会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显然，犯罪不仅具有一定的质而且具有一定的量，这里所说的“最明显、最极端”就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特征描述。我国刑法第13条中但书也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还有益于社会，同时还能加强人们的生命意识。社会危害性取决于行为本身在特定的客观因素的联系中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社会效果的趋势中，而不取决于任何社会主体如何评价它。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分析，行为人出于人道，将处在濒死的病患者予以安乐死，其人身危险性何在？我国刑法学界将人生危险性定义为再犯可能性，其表现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 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我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犯罪行为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三、 安乐死非犯罪化之条件限制和程序设计
安乐死非犯罪化旨在适应社会进步和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通过对安乐死条件予以规定，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及在程序上加以规范；保证对适合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保障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要求死亡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分析
适用目的是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这是由安乐死的本质决定的。“安乐死的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而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还是安乐。” 安乐死就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病患者的死亡呈现一种理想祥和之状态，避免或减轻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的感受。这一点，国内外学者无多大的分歧。但对痛苦是指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有分歧。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是“精神和身体的极端痛苦”。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痛苦只能是肉体痛苦，并且以病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 日本名古屋高等法院也采取过这种观点。“苦痛”必须仅指肉体上的苦痛，精神上的苦痛不在此范围内，而且以缓和免除病人的苦痛为唯一目的，不允许任何其他目的。 从痛苦的内含上讲此处的痛苦界定为肉体上更为合理一些，这便于区分安乐死与自杀的界限。绝大部分自杀是由于不堪重负精神上的痛苦，而自杀在传统上是不予认可和接受，是一种非法行为。况且，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难以界定，缺乏可操作性。何况，精神上的痛苦并非不可战而胜之。
适用安乐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即必须经病患者的要求或同意。尽管安乐死的根本目的是消除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处置生命的行为。而生命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为免除痛苦而人为使之死亡，这一决定权是神圣的，显然不能任意的由他人作出。“一个人既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 那么这一权利主体只能是拥有生命的人。因此，适用安乐死必须经病患者本人的要求或同意。“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尊重这种权利”。在这一点上《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即采取此观点，而我国很多学者则认为是在病人或者其亲友（亲属）的要求。那么亲友基于一种什么理由或依据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如何体验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呢？如果病患者的亲友也拥有该项“权利”的话，则很难避免其为了某种私利而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要求处以“安乐”死，这就不可避免其滥用的危险，甚至有杀人的图谋之嫌。司法实践的判决不一，便与此有关。因此，我以为必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无论是病患者自己要求还是同意亲人的提议，都不违背其本人的意志，这也是安乐死与杀人罪的根本界限。台湾学者也基本上采取这种观点。谢兆吉认为“该行为之发生多由于被害人之要求或同意”； 陈焕生也认为安乐死是“受其嘱托或得其允诺” 而采取的，这表明必须以接受处置本人的意思表示为条件，而排除其他人的要求。但是在病人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时该如何处理？比如说，病患者在没有准备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痛苦或先天性的疾病而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情况下该怎么办？他们显然很痛苦，却无法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与否。这首先涉及到实施安乐死的对象问题。究竟这些人能否被实施安乐死，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颇多争议。有的人将其概括为“仁慈杀死”，即在重病患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基于患者的利益和其他原因（亲属的要求和经济原因等）用仁慈的方法将其致死。 但这一观点常招致异议。“仁慈杀死”的病人始终未提出结束自己生命的要求，完全可能是医生强加在病人身上的，因此也就无法排斥他杀或谋杀。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也许就此将这些人排除在适用安乐死的范围之列，但是就安乐死的适用目的和本质而言，这显然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唯有严格限制所谓“仁慈杀死”的条件。例如，由医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医生或家属的动机，并将此作为适用安乐死的一个例外，在程序上加以限制以保证安乐死的纯洁性，而非使其成为谋杀的一种手段。如美国就将这种权利赋予医师构成的专门委员会。
适用条件必须是病人痛苦不堪，已被现代医学技术诊断为患有“不治之症”并且濒临死亡。这一点在理论上无多大争议，但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意见认为：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可能成为可治之症。我认为，不治之症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所谓的不治之症在彼一时、彼一地就可能成为可治之症。但是，在病人极端痛苦、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以其作为探索疾病奥秘的研究对象，是否有失人道呢？更何况将来会有多长？
在适用安乐死时，原则上应由医生执行，若医生不在场也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学说上意见不一。我认为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中，其作为一个程序上的要求是很重要的。因为医生具有专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在判断是否适用安乐死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措施使病人感觉更舒适等方面能取到更好的效果。而在今天安乐死尚未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由谁执行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原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有意识地给已无挽救希望的病人注射过量的药剂以促其死亡，那么这人触犯了法律，构成杀人罪。而法律同时又对那些给自杀者提供自杀方便的人网开一面，明令规定，如果有人向年老的癌症患者提供毒剂并由病人自服的话，那么提供毒剂者就不会被绳之以法。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帮助病患者实施而后者是由病人自行实施。这样一来，那些瘫痪病人只能望“安乐死”而兴叹，也纵容了自杀行为。这是法律没有规定积极安乐死而带来的不平等和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忍受病人变相自杀，倒不如从法律的角度积极加以规范，引导人们以合法的方式安乐地死去，以免偷偷摸摸地瞒着法律干出诸如自杀这样的蠢事来。
采取的方法必须在伦理上是妥当的。学说上也有不同意见，但一般认为对于违法性阻却事由行为一般要求，不能仅考虑行为的结果，还必须考虑一定的社会效果。采取的方法既使病人不感到痛苦，同时，也要使第三者没有残酷感。
2、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提出，并且附有本人签字的书面文件。考虑到病人的各种不同情况，也可以口头向相关组织如由医生、心理专家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谨慎考虑而作为申请程序之例外。审查程序可分为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且医学审查是司法审查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只有在从医学角度对其适用条件审查后才可以进入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证明材料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并加以备份。因为在审查过程中，病人忍受着剧烈的肉体疼痛，因此审查程序不宜过长。执行程序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及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3、当事人权责
要保证安乐死得以顺利进行，真正达到实施安乐死的目的，必须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对于病人而言，其在适合条件下享有死亡的权利。即适合安乐死的病人可以申请安乐死，也可以要求继续生存的权利；而对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则需要提交申请书，配合医师实施。而病人家属则在必要时可以代替病人向相关组织提出申请，但必需是基于病人的意志。专门委员会依职权行使审查的职能且应尽谨慎的注意义务。执行医师应按照合法程序，以一定机构的名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私自对其实施；医师实施安乐死必须符合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满足适用条件；基于人道主义动机采取使病人达到舒适感的方法和措施。
4、对非法安乐死行为的处罚规定
为防止借口安乐死而实施非法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还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如家属或亲友自作主张或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强加实施“安乐死”，医务人员由于病患者的纠缠或出于同情对不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而实施“安乐死”，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基于不良动机和目的或渎职而实施“安乐死”。对那种怀有恶意的人依刑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而对那些出于同情或怜悯之心的人而错施安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