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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添雄 西南政法大学 讲师


关键词: 范式/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
内容提要: 如何实现知识产权法学在中国的现代性是源起于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无论是以外观为标准的形式理性，还是以内在逻辑关联的实质理性为视角，均可获得实践化转向的必然结果，这表现为从“知识产权法是什么”进入“知识产权应是什么”的渐变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形成，以及理性元素的不断生成、积淀。


一、范式的雕琢与形成：元问题的讨论及之后

之所以称为“范式”，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模型实在必要，研究共同体需要有一个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准备，并在此之上努力拓展。托马斯·库恩认为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无法回避对“范式”的确立，“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就此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迄今为止是否已经形成如此的承诺、并达成理论共识呢？

元问题的讨论，渐而成为学者展开研究和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因此大部分学者往往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展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国外知识产权学者从事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对“客体”问题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雅盖隆大学的耶尔齐·塞尔达教授在《欧洲七国学者论著作权客体和主体》一书中认为，各国法律中著作权的客体是著作权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并且是实践，特别是判案的焦点。[2]此书在中国的译介，一方面响应了中国学界对元问题讨论的兴趣，一方面又推进讨论的热情。时至今日，知识产权的客体或者对象仍然是知识产权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兼重点话题。[3]

基于元问题解读存在无法统一的状况，有学者作出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的判断。若就外观而言，“知识产权”是什么，各方均未能达成一个如法条般准确和统一的看法，部分学者甚至还在为是应该使用“客体”还是使用“对象”称谓而争论着。[4]但仅就形式上的表述不一致，就认定范式尚未形成，这怕是有失偏颇的。至少从形式上讲，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对象已然存在，即知识产权制度。否定范式的存在，那么从根本上讲就是无视现实制度的存在。知识产权的对象，无论是直观层面的“智力成果”还是哲学思考层面的“信息”，都与科学技术密切关联。有论者以“科学技术只是在近200多年里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为由，断定“作为保护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法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理论上超越科学技术而独立发展。”知识产权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真的无法跨越现实、迈进未来从而独立发展？这似乎不单是对因果关系的论证缺乏严谨逻辑推理，而且完全忽略了法学研究应该有的预测功能，从而忽略了法律的本意：规范现在和预制未来。

自1982年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商标法》颁布算起，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积累和经验积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虽然有学者对理论仍然持不满足态度，认为如果把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学理论的研究比作整个法律制度的两条腿，那么就知识产权法而言，法律规范这条腿的生长速度大大地超过了法学理论研究的这条腿。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状况在事实上造成了知识产权制度尤如行进在不平坦的道路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法学不断地创制抽象性和技术性概念，追求规则形式的理性，注重逻辑的层级和规则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技术性概念的使用、规则之间关联的合乎逻辑、法学体系的整体协调性成为结构性变化的明显特征。

二、走向实践的转向：关注现象、重视具体

知识产权法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一种从工具式的拿来主义到关注生活的现实理性的转向。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研究，还形成了重要的实务研究板块。这一板块以解决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为直接目标，遵循“形而下”的研究进路，渐而形成与其他民事法律学科研究不同的特色：知识产权司法界成为知识产权法学前沿问题的重要研究力量。这并非司法界的不务正业，恰好相反，是其业务的重要构成。相对于其他民事法律，由于涉及到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知识产权法中直接来自于生活的新问题更多样、更复杂，因此，司法第一线的法官在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逐渐扮演起部分前沿研究的重要角色。法官们的法学研究，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思考成果，都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注入了“从生活出发”的实务元素。

“从生活出发”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法官解决社会纠纷的职责所在，更是知识、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当然不局限于职业和学术分工，于是除了法官，律师、科研及教学人员均亦有意识地关注本土的知识产权法律现象和具体问题。基于关注现象、重视具体的共同研究路径，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时常携手合作，并在案例研究方面多有成果，逐渐形成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经过多年合作与磨合，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开始寻求构建长期和稳定合作的全国性平台。

在原有理论研究格局中引入新的研究力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成熟期呢？知识产权法学走向实践的转向，实际上能够提供部分的答案。因为走向具体实践的结果，必然是走入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需求之中。有创新才可能有理论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并非纯属独立自为，必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现代性的演进，蕴含着关注现象和重视具体的理论诉求，由此新的研究成果方有可能随着经济样态的复杂而呈现多样性。

三、意识形态的适度弱化：通过私法的社会控制

自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抛弃了近代民法学三代学人所积累的法制基础与学识理论，转而继受苏联民法及民法学，这与此前中国继受的大陆法迥异。大陆法系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抽象的规则体系和理论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淡薄，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均可采用。[5]由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中央集中，改革开放前的民法及民法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物权法在通过之前都饱受到意识形态的挑战。那么，在知识产权法学的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又对其产生何种影响呢？

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想象法学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无意识形态的东西，况且根据经验，法学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其自有的所谓纯粹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所处的特定意识形态环境，这点在中国变现得尤为明显。对比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原来的社会控制采用的是纯粹权力模式，而今在竞争经济的培育下，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原来的权力空间减次消退而由民众权利进而填充，通过私权和私法的社会控制成为法治发展的未来。正是因为处于这一转型的动态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即便是局部尚未褪化，也已然成为未来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知识产权”作为术语在法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其所指利益更多地表述为“稿酬”或者“劳动工资”，学界认为因为“它不是等价有偿的问题，它是按劳分配的问题，而商品交换则是等量劳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性质不同，其内部规律也不同，不能够按一种立法原则和立法手段来处理。”并由此得到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公有制国家不仅从理论上不承认私法的观点，就是按私权的概念包括的内容看，我们认为也是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整。资产阶级私法的概念在我们这里不能适用。”[6]学者通过对劳酬关系的分析，获得了对著作权、专利权性质的认识，认为是劳酬关系、劳动工资关系。于是，据此所构建的民法科学体系仅仅包括三大块：权利主体、物权、债和合同。因为智力成果不像一般的体力劳动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衡量出价值来，智力成果的价值是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此，智力成果不是商品。至于稿费，则属于劳动报酬的问题，原则上应依照劳动关系处理。这种论证过程和结论，显然是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基于如此的劳动价值观念，作者利益在改革开放前期至著作权法通过的1990年期间，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均以“稿酬”的形式加以维护。

这一时期的作品、科技成果，在研究者看来，尚不属于商品，法律意义上的私权概念也尚无法得以建立，遑论这类成果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的构建。虽然此处论述参照的是有形物成为市场交易对象的过程，但对知识产品而言，交易前提仍然成立：他们必须相互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因为，只有知识产品的创造者获得他人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方才获得进入交易的资格。在1986年之前，学界一直为知识产品的权利化构建理论基础而努力，以劳动报酬观念解读走向市场的知识产品的理论进路逐渐被放弃，权利观念续而形成，法律化也终得完成。从整体上看，对知识产品的理解已经开始形成注重市场交易规则、淡化所有制的法律思维。在这一时期，法学界重拾源自前苏联的“智力成果权”一词来统称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一类民事权利，也有学者将这类权利表述为“无体财产权”。

权利的觉醒和培育，加快了公权力退出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的速度。在私权发展的两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逐渐形成稳定的领域，一方面，基于现行知识产权法中仍然存在国家意识的现状，形成本研究领域中“国家”意识的批判；另一方面，针对私权或公权对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的挤占现象，兴起公共领域学说，批判并抗拒公共领域空间的萎缩，着力强调知识产权的公共性。具体言之，国家意识在著作权法上强烈挤占本应进入公有领域的智力资源，“《我的前半生》‘无主财产’公告案”所引起的广泛讨论令人对著作权“国家享有”的合理性产生强烈质疑。若放宽地域视野，我们似乎可从比较法角度更清晰地解读到著作权法中残留的公权控制。与日本著作权法进入“国库”而消灭著作权相比，中国著作权法上的“国家享有”并没有消灭权利本身，而仅仅只是权利的转移——国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使用，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管理。[7]

四、理性的积淀：形式与实质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范式渐已形成，即便是“知识产权法学理论落后于立法”的观点能够成立，也无法否认范式所具有的理性——无论是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韦伯认为，“理性”是近代以来法律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实质”理性发展到“形式”理性、法律中的形式性逐渐呈现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过程。法和法的实务实践如何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作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改造。“法的专业性，以及日益把各种适用的法评价为一种理性的、因此随时都能怀着理性的目的加以改造的、内容上没有任何神圣性的技术机构，这都是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8]三十年知识产权法制的建设历程，完成了知识产权的启蒙，并进入可以理性思考的阶段。“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真正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后果：即把所有权威隶属于理性。”[9]启蒙后的理性，成为与外界对话的基础，而不再人云亦云或就范，创新观点国际视野等构成理性的内涵。

按照韦伯的论述，理性分为形式的和实质的，前者以外观为标准，后者以内在逻辑联系为视角。那么，知识产权法学的形式理性，就应体现为理论的体系化，这种理论理性的直接体现即是对法典化的追求。实质理性，体现为一种对妥当解决中国社会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说理及操作方案的追求，或者说，知识产权问题解释和解决之道的中国化，这将显示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体系化的追求，最直接地表现为众多学者对知识产权各个部门法律基本原则的提炼，试图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及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视野的其他权利在理论上抽象出某种基本原则或共同基础，这类成果主要包括了各式以“知识产权总论”命名的专著。在构建理论体系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领域不断地得到拓展。在此过程中，由于知识产权自身对商业和技术的依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心已悄然发生改变，从创作者、创造者的利益转至投资者利益，在这一意义上讲，著作权法已经变成经济法、商法的一部分。法律保护重心的迁移，直接影响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者的利益立场。不少学者的研究起点和重心开始发生转向，从权利人到社会公益或社会公众，后者逐渐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力量突显的领域，从本质上讲，这构成制度启蒙之后最为重要的理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前文所言，对知识产权中公有领域、公共利益及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概念而系统，由抽象进而具体地展开。

知识产权法学的理性，除了可从以公共利益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内容获得体验之外，还表现为国际视野的初具和国际双向交流的形成，这里指的是一种输出性的国际视野，虽然至今仍然幼稚，但远远不再是早期的模仿式制度再造。因为是舶来品，所以或者学习日本、或者学习欧洲大陆国家、或者学习英美。模仿式制度再造，其眼界饱含的是缺乏自信的谦卑，或者说，就是一种单向维度的制度输入或就范。




注释: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死刑的立法控制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视角

孙廷然


　　摘要：在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是我国当前死刑制度改革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从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缩减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我国的刑罚结构进行大幅调整。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罪名仍有较大的压缩空间，建议对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指出我国的刑罚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社会转型；死刑；刑法修正案（八）；刑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急速转型，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刑法也随之而发生转向。传统的刑罚万能主义、重刑主义的刑罚观，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死刑已失去了其以往在刑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废止了死刑。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中国目前的死刑立法依然过于宽泛，在现实中存在较多不利于减少死刑适用数量、提高死刑适用质量的因素，在现阶段的中国，作为“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保留死刑罪名仍然是“遗憾的必要”。在多数人认为死刑有效、死刑有威慑力的前提下，保留死刑，逐步减少死刑罪名，严格死刑适用，无疑是最佳选择。理论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010年8月23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顺应时代的要求，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大量削减死刑、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条件，同时对刑罚结构和减刑制度进行大幅调整，矫正“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司法现实，体现了时代色彩，彰显刑罚轻缓化和“刑罚人本主义”对生命权的尊重。
　　一、减少死刑罪名
　　（一）社会转型期的死刑立法状况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死刑罪名之立法有扩大化之势。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其中有23个集中在“反革命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章，但反革命罪中的死刑罪名基本上是备而不用或备而少用。在普通刑事犯罪中，主要有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奸淫幼女罪，抢劫罪、贪污罪等5个死刑罪名。随着社会的初步转型，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死刑罪名逐渐增多，死刑立法呈现出严重的膨胀之势。至1997年刑法修订前，死刑罪名多达72种。受传统死刑文化、“重刑主义”思想和“严打”背景的影响，立法者和普通民众对死刑还有相当程度的依赖。虽然1997年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是严格控制死刑，但分则规定的死刑罪名在数量上并未显著减少，有68种之多，其中，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数量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在刑法分则的十章中，仅“渎职罪”一章没有规定死刑[2]。
　　（二）减少死刑罪名
　　根据社会发展态势，学者呼吁在现阶段我国应当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保障人权，提倡刑罚人道主义，削减死刑罪名，逐步实现全面废止死刑的目标。《草案》即是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修改。这次刑法修改的重点是,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
《草案》中有关削减死刑的内容尤为引人瞩目，此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之一是适当减少死刑罪名，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拟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分别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三）述评
　　削减死刑罪名、减少死刑适用,是我国死刑改革的基本立场,也符合社会发展总趋势，减少死刑罪名是对死刑司法实践的一种回应。周光权教授认为，在今天，适度削减死刑的社会基础逐步具备，立法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并顺应形势，成规模地削减死刑，是值得期许的[3]。《草案》拟取消死刑的罪名是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的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些拟废死刑的13种犯罪,在以往很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其死刑的适用量已经锐减。个别罪名,在全国法院系统中甚至就从来没有判过一个死刑。在我国，废除这些非暴力犯罪死刑，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4]。减少死刑罪名也是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的表现及必然结果。
　　尽管我们对《草案》所体现的立法理念及严格控制死刑、逐渐减少死刑的国家对死刑的态度予以充分肯定，但我们必须要对我国的死刑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从我国的死刑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死刑主要适用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等八个罪名，但草案并未涉及。
　　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一死刑适用标准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的死刑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尚存在一定差距。陈忠林教授认为，只有对威胁人的生命适用死刑才是合理的，因为生命是最高的价值[5]。笔者亦曾撰文主张，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6]。《草案》仅仅取消上述13种较少适用或备而不用的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对我国死刑总量的影响甚微，死刑罪名仍有较大的压缩空间。
　　二、两个争议焦点——老年人和贪官死刑问题
　　（一）老年人死刑问题——争议焦点之一
　　《草案》第3条将刑法第49条修改为：“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该条是从犯罪主体上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控制，与1997年刑法典不同的是，该条增加了“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对特殊犯罪主体的死刑慎刑、恤刑观念在我国古代以来的刑事立法司法中均有所体现。西周时期的“三赦”制度 就表现了我国古代社会早期的矜幼、恤老、哀弱的慎刑、恤刑观念。这一观念自汉代始逐渐制度化。成帝鸿嘉元年，特殊主体的死刑执行得以确定。魏晋律承汉制。自唐代以后，特殊主体的死刑适用限制制度逐渐得以成熟。《唐律•名例》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7]
　　关于75岁老年人死刑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赞成“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认为这一规定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另一种观点则表示不能接受或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草案第1条已经作出“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已经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第三种观点认为，“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老年人犯故意杀人罪,还是要适用死刑,如果不是故意杀人罪的,没有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可以不适用死刑。”因此，建议把该条款修改为：“对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但是故意杀人的除外。”[8]
　　笔者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6]一文建议将刑法第49条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正在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在此，笔者认为，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伦理，与儒家法律文化相吻合，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刑罚的人本主义价值。
　　（二）贪官死刑问题——争议焦点之二
　　《草案》并未涉及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死刑罪名（即“贪官死刑”）的问题，但在对《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时，“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死刑罪名是否该取消”这一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引发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热议，成为争议焦点之一。周光权教授认为死刑的威慑力有限，犯罪人基本上不是以刑法有无死刑的规定去选择要不要犯罪,减少犯罪主要还是要靠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牟新生委员认为，“除了在政治上剥夺贪官的全部权力，让他再没有行使权力的任何可能，还要在经济上处罚，做到这两条就可以了。”徐显明教授认为是否废除贪官死刑要慎重，并建议，“如果要对贪官污吏废除死刑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与死刑刑罚效果相适应的另一种刑罚方法来代替。”[9]王作富教授认为，“贪官免死”不是现实问题，不应讨论。储槐植教授表明“贪污、贿赂罪死刑在30年内都不会取消”。黄京平教授认为，“贪官免死”的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适宜的环境条件和时机需要有相对成熟的民意、社会政治、社会制度、法律制度、舆论监督，比如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机制、替代死刑的惩罚措施等。”[10]
　　笔者同意周光权教授和徐显明教授的观点。从死刑的历史来看，死刑的威慑力有限，死刑的存在与否与犯罪率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草案》未涉及贪官死刑的问题，但贪污贿赂死刑罪名的存在除了能够满足形式上的“威慑”感之外，已无存在的法律价值。“重典惩贪”传统观念和当前的社会基础决定了贪官暂时仍然不能免死，贪官死刑的问题仍有待于实践的论证。当前，学界在讨论废除贪官死刑的同时，应当引导民众转变死刑观念，并寻求合理的死刑替代措施。
　　三、调整刑罚结构，完善刑罚体系
　　我国的刑罚结构上，从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再到死刑，结构不合理，缺乏衔接性刑罚措施，且在刑罚的实际执行中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问题。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在无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之间没有多余的选择余地。陈兴良教授说，死刑过重,是指死刑罪名过多,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过多；生刑过轻,是指死缓和无期徒刑实际执行期限过短。生刑和死刑形成鲜明反差,这是我国刑罚结构存在的一个缺陷[11]。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的期限较短,对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难以起到惩戒作用。
　　配合死刑减少，强化自由刑适用度，针对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草案》对我国现行刑法的刑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加重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年限,提高惩罚的严厉度，完善减刑和假释制度，延长数罪并罚最长期限的规定，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草案》第4条将现行刑法中关于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以后，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减为无期徒刑或者20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这一修改提高了死缓犯的减刑最低年限，限制了死缓犯的减刑次数，限制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完善了减刑制度，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草案》完善了假释制度，加强对被假释犯罪分子的监督管理。原判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20年以上，原判死刑缓期执行，减为20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8年以上，符合一定条件，可以假释。这一规定，提高了死缓犯减刑后假释前刑罚的实际执行年限。并将原判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的犯罪分子的假释考验期限规定为十五年。这一规定旨在给予犯罪人一定的出路，以促使他们接受改造，认罪服法，通过教育改造成为新人，从而实现刑罚目的。
　　上述刑罚结构的调整仅仅是纲领性、宏观的调整，仍需要对刑罚结构进行微调。经过刑罚结构的调整，进而对各刑种在刑法分则中的搭配、衔接和协调问题进行技术性处理，刑罚结构将进一步趋于宽和，刑罚体系也将惩罚适度、结构合理、内容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严格控制死刑的数量，能在法律观念上引导民众，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标志着我国文明程度大幅提升。《草案》为未来立法上全面、彻底地废止死刑创造基本条件，必将给我国限制、废止死刑之路带来质的突破。但遗憾的是，《草案》未涉及残疾人的死刑问题。我国对弱势群体的权益均有相关法律——《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予以保障，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已经或者即将受到慎刑、恤刑观念的保护，唯独残疾人尚未排除死刑的适用。笔者建议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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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周口 466000）